私人影院1000多的套餐贵吗｜老街暗房里的账单与投影
南门桥头那家旧录像店改成的私人影院，门脸只有一扇窄铁门，推开要侧身。老板老周蹲在柜台后面修一台九十年代的三洋投影机，螺丝刀叼在嘴里，见我进来，指了指墙上贴的价目表。最上面一行用红墨水写着：私人影院1000多的套餐，含四小时包场、两瓶气泡水、一碟椒盐花生米，外加一张手写电影清单。
我问他这价格贵不贵。老周没抬头，拧下一颗螺丝，说：“桥西头那家新开的，投影是激光的，沙发是真皮的，要价三千八。我这台机器是1998年从文化宫淘汰下来的，灯泡换过四次，画面右边永远有一条绿线。你说哪个贵？”
他这话没答在点上，但我不急。老周这个人，说话喜欢绕，绕到他自己觉得对了才停。我搬了张塑料凳坐在柜台边，看他修那台老机器。
过了十来分钟，他拧上最后一块面板，拿抹布擦手，终于正经回答了这回事：“你问贵不贵，得先问这套餐里装的是什么。”
他带我去里间看。那间屋比我家厨房大不了多少，四壁刷了深蓝漆，两排铁架子上码着几百张碟片——VCD、DVD、蓝光，按年份排。最底下一层是录像带，用牛皮纸包着，标签上写着“《小城之春》修复版”“《马路天使》拷贝”。
老周说，这套餐的钱，大头不在机器和沙发，在片单。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硬壳笔记本，翻开给我看。里面是他手写的观影记录，从1992年记到现在，每场看完写三五行，有剧情复述，有设备故障记录，有当天客人聊过的话。比如1997年3月14日那页写着：“放《霸王别姬》，第二盘带子卡了三次，客人没走，反而聊到半夜。他说他小时候在戏班子待过，特能理解程蝶衣。”旁边还有一行小字：“后街杜记馄饨，多加葱花不要虾皮。”
我问他记这些干什么。老周说，这就是他这行的标价依据。设备可以折旧，碟片可以复制，但一个知道哪盘带子在哪一分钟会卡、哪句台词客人会跟着叹气的人，没法按小时计价。
你买的是四小时，还是一段旧日子
他给我算了一笔账。桥西那家新影院，装修花了六十多万，每小时成本摊到房租、电费、人力上，确实得卖三千八才回本。他这间屋，房租是1996年签的合同，到现在没涨过，一个月八百块。机器是捡来的，碟片是二十多年慢慢攒的。他卖的不是场地，是那本笔记本里记下来的东西。
比如他给一个常客放过《城南旧事》。那客人是中学老师，看的时候一句话没说，看完问他：“能不能把最后那场戏再放一遍？”老周问他为什么。老师说：“我外婆以前住在城南，那片胡同拆了以后，她总念叨那场雨戏里的屋檐。她去年走了，我想再看看那屋檐长什么样。”
老周说，那场戏他只放了前面两分钟的屋檐镜头，没收费。
他指了指价目表上那行红字：“这套餐我一开始定的是八百，后来加了那碟椒盐花生米，涨到一千出头。”花生米是他自己炸的，花椒是每年秋天去城郊一个老院子里摘的。那家院子的主人八十多岁了，种花椒种了五十年，每年只收一茬，晒干了寄给老周。
“你算算，把那碟花生米换成超市买的，成本能省六块钱。但味道不一样。”他说。
贵不贵，得看谁在对面坐下
那天下午来了一个年轻人，背着双肩包，说是看了网上的推荐找来的。他在价目表前站了一会儿，问老周：“一千多那个，包含什么？”老周把笔记本翻开，指给他看前几页的观影记录。
年轻人翻了翻，问：“这些是真实客人的事？”老周说：“真的，但姓名都去掉了。”年轻人又问：“那我能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吗？”老周说：“有，但是胶片版，后半段有两条划痕，画面偶尔会抖一下。”年轻人想了想，说：“那就放这个。”
老周带他进去，调试那台老投影机。我在外面听见机器启动的嗡嗡声，像一只老猫在喉咙里打呼噜。过了几分钟，老周出来，从柜台底下拿出一只铁皮茶叶罐，里面是他自己晒的陈皮。
“他选了胶片版，说明他懂行。”老周泡了杯茶，坐回柜台边，“这行最怕的不是设备旧，是客人不懂你为什么要用旧设备。”
我问那年轻人付的什么价。老周说，按原价给的一千多，没打折。“他进门没先问价格，先问片单，这种人值这个价。”
我临走时，老周从冰箱里拿了一小袋花生米递给我，说：“明天有对老夫妻要来，他们年轻时在棉纺厂工会放电影，想来看看我这台机器。”他锁上门，把铁门上的挂锁拧了两圈，停顿了一下，又说：“那对老夫妻上次来看的是《庐山恋》，说他们第一次约会就在棉纺厂礼堂看的这部片子，那时候票是五分钱一张。”
他站在窄巷里，夕阳斜斜照在铁门上的“录像”二字上。那两个字是1990年用白油漆刷的，现在漆皮翘起来，像一片片干透的鱼鳞。
我走远后回头，他还在门口站着，手里那袋花生米没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