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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站街哪里有｜从三张旧车票摸到的人民路生活痕迹

翻开那本绿色塑料皮的工作笔记，夹层里滑出三张薄脆的硬纸车票。票面印着“十堰市人民路站”到“五堰商场站”，票价伍角，1987年7月12日，座位号17。那是我的表姐陈丽荣留下的东西。她在那年夏天从郧县老家来十堰做暑期工，住在五堰街的一间平房里。我之所以翻这本笔记，是因为女儿昨天打电话来问：“爸，十堰站街哪里有卖那种竹编蚂蚱的？玲玲想要一个。”玲玲是我外孙女。我告诉她，你问的是五堰街口的流动摊贩，原先从人民路拐进去，老邮电局对面有个修鞋摊，旁边就是。她不信，非得让我找点凭证。

凭证就在这三张车票和一张照片里。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人民路站台，1987.7.12，中午，和秀兰姐。”照片上是两个穿碎花短袖的年轻女人，站在水泥站牌下面，背后是梧桐树和一辆蓝色铰接式公共汽车。表姐笑眯眯的，手里攥着一把蒲扇。她们身后不到二十米，就是我记忆中最早的“站街”形态——不是别的，是站台旁梧桐树下排成一排的竹背篓和藤篮，里头搁着麻绳、剪刀、针线包、铜钥匙坯。修鞋匠老范头在这一带摆摊摆了二十一年，他不挪窝，每根梧桐树根底下都磨出了他的马扎印子。三轮车夫靠着树根抽烟，等从老站下来的旅客问价钱。卖冰棍的姑娘把木箱子搁在邮局台阶上，三分钱一根的糖水冰棍，用棉被捂得严严实实。

“站街”在当年十堰的方言里，不是后来那些乱七八糟的意思。我们家老辈子人管那种固定站在某条街面上候活干的人，叫“站街的”。木匠站街，背帆布工具包；瓦匠站街，挑两桶泥刀；洗衣妇站街，拎一网兜皂角。人民路自打1983年修通无轨电车线路以后，这种站点周围的零工聚散地就更明显了。这地方距当年的十堰二汽部件厂家属区只有两站路，大量厂里家属需要缝纫、补锅、修伞、算命、代笔写信的服务，站街的手艺人自带小马扎，排成一条线。我表姐那阵子在陈记裁缝铺学踏边儿，每天中午就靠着邮电局外墙的一个半圆窗洞等活儿。她跟秀兰姐就是在公交站台认识的，秀兰姐星期天从白浪乡来市中心卖完红薯粉，傍晚就站在站台边上问人家有没有带不走的麻袋包。

1991年，我调去房县工作，途中常路过十堰中转。第二年秋天，我在人民路站等去老营的班车，看见一个戴塑料凉帽的女人撑着几根竹竿，竿上挂着掸子、苍蝇拍、棉手套，往地上一竖，就是一片简易货架。她的竹竿末端缠着红布条，风吹起来像小旗子。走近了，认出是婶子家的邻居，姓郭，我叫她郭三娘。她笑着说：“你还记得你表姐不？她和秀兰姐后来合伙买了辆三轮，在老虎沟口那边转着卖烤红薯。”我说我知道，她俩前年开的张。

郭三娘告诉我。“站街”之所以消失，是因为1995年十堰搞了第一轮市容整顿，所有站台周边二十米以内不许摆摊。她指着脚下一块褪色的黄油漆线说：“你看这线还在。以前我们这些人就蹲在线的这一边，交警来了我们往线那边挪一步。现在不行了，挪了要么罚款，要么没收。后来老范头搬走了，修鞋摊迁到五堰商场地下道口，我和旁人搭伙进了那边的便民服务亭。”

我并没有刻意去找过表姐后来提到的那些地方。去年十二月初，我回十堰探望老亲戚，专门从人民路走了一个来回。老邮电局拆了，变成卖轻食的铺子，玻璃门里几个年轻店员在打瞌睡。蓝色铰接车早就停运。当年的公交调度房墙面刷成浅灰色，只有窗户下沿砖缝里长出一棵构树苗。

我替女儿找到的竹编蚂蚱不在修鞋摊，在一个老人自行车后座的草把子上。老人说他是郧阳府人，这个手艺是家里第五代传下来的，每个月十五来十堰赶集。问他在“站街”生意如何，他摆摆手说：“现在得叫‘文旅服务’，在六堰广场那边画了个专门区域，统一配了遮阳伞。”他递给我一只蚂蚱，说竹篾用的老竹子，放五年不裂。

外孙女玲玲拿到蚂蚱时问我：“外公，这蚂蚱原来站街在哪个位置呀？它为什么站着不动，不回草地去呢？”我说它保管站的这地方现在是城市书房，门口摆了长条凳，落过梧桐叶，也落过雪。那只蚂蚱就挂在玲玲书包的拉链头上了，垂下来，碰到膝盖骨，晃来晃去，什么话都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