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北站宾馆巷在哪里｜一条老巷子，半城赶路人
老张：
见字如面。你问榆林北站宾馆巷在哪里，我闭着眼都能给你画出来。出榆林火车站候车大厅正门，别往广场大钟底下走，朝右手边那条斜岔路拐进去，先看见一排卖碗托和羊杂碎的推车，再往里走三十步，左手边那条窄得只能并排过两个人的巷子，就是宾馆巷。巷口水泥电线杆上钉着块蓝底白字的铁皮牌子，字漆掉了一半，剩下“宾馆巷”三个字，靠“馆”字边上有个坑，是多年前一辆三轮车倒车蹭的。
我跑这条线跑了十三年。九十年代末，榆林站刚扩建那阵，巷子里挤着七八家小旅馆，门脸都不大，挂的牌子倒是一个比一个气派：“迎宾楼”“平安旅社”“大漠驿站”。最里头那家叫“红柳宾馆”，老板姓贺，陕北口音，个子不高，冬天总穿一件军绿色棉袄，袖口磨得发亮。他家的招牌是木头做的，刷了红漆，风刮日晒褪成粉白色，但“红柳”俩字每年春天他都要拿毛笔描一遍。
那时候巷子地面还是土路，下过雨就翻浆。拉着皮箱的旅客得踮着脚走，箱子轮子陷进泥里，得靠旁边卖茶鸡蛋的大婶搭把手。大婶姓刘，老家是绥德的，在巷口支了个蜂窝煤炉子，铁锅里卤着茶叶蛋，五毛钱一个。她认得每一个常来常往的货车司机，知道谁爱吃老一点的，谁爱趁热乎吃。她总说：“住店的人，脚上泥多，心里事也多。”
有一年腊月，一个年轻后生蹲在巷子口抽闷烟，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是要去神木找工作，身上只剩三十块钱。老贺从店里出来，把人叫进去，给了一间朝北的小屋，没收钱，第二天早上还让刘大婶送了俩鸡蛋过去。
这事后来我在稿子里提了一笔，没写全名，只写了“宾馆巷里的一碗热汤面”。稿件见报后，有读者往报社寄了封信，说他也住过那条巷子。
宾馆巷真正热闹起来是2003年，榆林煤炭开始走俏。拉煤的大卡车在城外排长队，司机们歇脚都奔这儿来。巷子里又开了五六家旅馆，有的干脆把自家院子改建成大通铺，十几个床位，一晚上十五块钱，冬天烧蜂窝煤炉子，屋里一股呛人的煤烟味，但炕是热的。那时候巷口多了个修鞋摊，师傅姓朱，左手少了半截小指，钉掌子却利索得很。
我印象最深的是巷子中间那间电话亭兼小卖部。老板姓冯，瘦高个，戴一副黄框眼镜，守着两台公用电话和一台冰箱，冰箱里卖汽水和“榆林啤酒”。晚上十点以后，电话亭外就排起队，全是民工模样的汉子，捏着小纸条，等着给家里打电话。冯老板会记账，谁打了几分钟，他拿铅笔头在烟盒纸上划道道。有人没钱了，他就摆摆手：“先记着，下回一起算。”那些年的宾馆巷，凌晨四点就有动静。赶早班火车的人拖着行李走过，脚步声“踢踢踏踏”。送站的摩托车在巷口鸣喇叭。刘大婶的炉子上，第一锅水已经咕嘟咕嘟冒泡。老贺倚在门框上，看着巷子里来往的人影，跟我也搭过几句话。他说过一句我到现在还记得：
“这巷子就跟个肚皮似的，白天瘪着，到了傍晚就鼓起来了。都是些赶路的人，把心横在这边，把念想收在兜里。”
后来城市改造，火车站周边重新规划。2011年前后，宾馆巷动工修水泥路，旧旅馆拆了一多半。红柳宾馆改成了快捷酒店的停车场，老贺把木牌摘下来，说拿回去挂自家院里。刘大婶的茶鸡蛋摊挪到街对过的固定门面里，还卖鸡蛋和酸汤面。朱师傅修鞋摊要搬走那天，给我们一人绱了一副鞋垫，说“好走道”。
前几天我又路过一次。巷子还在，入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下的“平安旅社”换成了日租房，挂牌的霓虹灯“咔哒咔哒”响。新开了一家便利店，老板是个年轻女娃，冻柜里摆着各式冰淇淋。巷子尽头那家老澡堂子还在营业，门口写着“搓澡十五元”，玻璃门上蒙着一层雾，看不清里面的光景。
刘大婶见我去，从塑料盆里捞了颗鸡蛋，还热乎。她说现在住店的人少多了，年轻人都在网上订。正说着，一个背双肩包的小伙子进来问：“大姐，这巷里有住的地方吗？”大婶指指里头：“小旅馆还有两三家，朝南那家新换的床单，干净。”
小伙子道了谢往里走。我看着他那背影和二十年前那帮拎着蛇皮袋的差不多，只是肩上多了个充电宝。刘大婶剥开一个鸡蛋，冒出的热气被风一吹就散了。她拿眼瞥我一下，忽然问：“你那个写稿子的本子，还揣在身上没？”
我摸了摸外套内兜，那支用秃了的签字笔还在。北站刚好有一列火车进站，汽笛声拖得老长。巷口的流浪猫听见响动，从台阶上迈着方步溜达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