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湾站衔女在哪个位置啊｜站台东侧雨棚下的缝纫摊
昨天下昼三点，我拎着两斤橘子去龙湾站。不是坐车，是找那个衔女。你问龙湾站衔女在哪个位置啊？从进站口进去，不往候车室走，顺着站台边那条水泥路一直往东，走到雨棚尽头，看见一堆布头的地方就是。我上次去是去年开春，那时候她摊位上还挂着块硬纸板，写着“缝补改衣”，墨水被雨洇过，字边毛茸茸的。
今天再去，那块纸板换成了蓝底白字的塑料牌，用铁丝绑在推车扶手上。推车还是那辆老凤凰牌，车座拆了，焊了块木板当桌面，底下搁着脚踩的缝纫机——就是那种蝴蝶牌，漆掉得差不多了，露出生锈的铁皮。她正低着头锁边，膝盖顶着木板的边缘，脚一蹬一蹬，机针哒哒哒地响，像下雹子。
先认地方，再认人
龙湾站不大，三个站台，两条股道。每天过车十二三趟，有拉货的绿皮，也有短途的慢车。衔女的地界儿，是雨棚东段最后一根立柱边上，距离公厕隔两个垃圾桶，靠着一堵刷了半截灰漆的墙。墙根码着三个编织袋，装碎布头、旧拉链和棉花。她把一把铁尺插在袋子缝里，生了红锈，上头还沾着彩色的线头。
头一回找她的人，多半是下错站的。去年有个拎着蛇皮袋的老嫂子，从慢车下来，问补丁怎么缝。衔女没抬头，手一指旁边的塑料凳：“坐下，两块钱，五分钟。”老嫂子坐下了，脱了外套，露出袖口一道半拃长的撕口。衔女从抽屉里摸出一块同色的布——那抽屉原是装工具的，现在当针线匣子使，里面有十几管不同颜色的轴线，用皮筋扎着，标签是褪了色的圆珠笔字。
我问她干这行多久了。她说，跟这个站的年纪差不多。站是八六年修的，她是八八年来的，起初在这卖茶叶蛋，后来站里管得严，不让摆吃食，就改行踩缝纫机。说着她从裤兜里摸出一把量衣尺，竹制的，刻字磨得只剩一半。“这东西跟我十七年了，天天捏着。”她边说边拿尺背扫了扫桌上的线头，动作熟得像拿筷子。
今天来没白来，碰见三件事
第一件事，给大车司机补帆布包。那司机胖，蹲不下来，就岔着腿站在旁边，碗口粗的工装裤，膝盖位置磨出两个透亮的洞。衔女让他脱下来，他扭捏了一下，最后还是脱了，穿着秋裤站在风里，拿手挡着裆。她笑着说：“你又怕什么，我六十一了，能吃了你？”司机哈着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缝好，收了五块，他掏出一张折了角的十块，说别找了。
第二件事，一个穿校服的女孩来改裙子。裙子是网上买的，腰太肥。衔女拿缝纫机往里收了一寸，又把松紧带抽紧，前后不过两分钟。女孩照了照她爸给买的穿衣镜——那镜子竖在垃圾桶旁边，边框用胶带缠了三圈，右下角裂了一条长纹。女孩说：“厉害，比我妈缝的直。”她把五块钱压在磁带上，那磁带是邓丽君的，没带盒子，直接塞在两排线轴中间。
第三件事最有意思。一个穿信号工背心的年轻人跑过来，问她能不能缝裤裆。蹲着看道岔的时候扯了，露出白底。衔女摆手，说这活儿不接，让他去桥头修鞋那摊子补。年轻人说修鞋的只会打铁掌。她想了想，从抽屉底翻出一块深蓝的牛仔布，给他在外裆绱了个长条，密密的缝了三道线。年轻人穿上，走了两步，回头竖了根大拇指。这回没收钱，只让他去小卖部给她捎了瓶两块的汽水。
她收摊时我看了表
下午五点四十，站里广播响了一下，说是晚点十分钟。她开始收拾家伙：缝纫机收拢，桌板翻下来，推车锁到立柱的铁环上。铁环是焊死的，上面套着好几把旧锁，有弹珠锁，有挂锁，其中一把还带着一串红绳，拴着个小铜铃，风一吹叮当响。
她往织布口袋里装东西。先装那筒线，再装竹尺，最后从桌上拿了个搪瓷缸。缸子底下垫着一摞旧报纸，报纸下压着些零钱。我没看她数钱，只看见缸子外侧磕掉了一块白漆，里面泡着半杯凉茶，浮着两粒决明子。
“你明天还来吗？”我问。
她往口袋里塞了把布头，说：“明天车次一样，只要不落雨。”然后又补了一句：“落雨我就挪到候车室西头那个玻璃房底下，你问玻璃房，站保洁知道。”她没抬头，把口袋往肩上一甩，走了。风把拴锁的铜铃吹得又响了两声。
我走出站台时，最后一班慢车刚进站。车灯照着一排水泥柱子，柱子下头没蹲人。雨棚东段那块地空出来了，只留着墙根几个编织袋的影子，装垃圾的灰桶沿上搁着半卷压扁的胶带，被风掀起来一角，又落下。那个穿衣镜还在原处，镜面蒙了层薄灰，远处灯影过镜子里晃了一下——是替它照见的地方，第二天会再有人来问问针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