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英文寂寞的,作者: ,:

找一个处女要多少钱呢|菜市场问价与婚介所里的旧账本

你问“找一个处女要多少钱呢”,这问题搁在2024年秋天的北京南城早市上,卖豆腐的老刘头会以为你在问“初女”——他摊位上那把初榨的芝麻酱,十五块一瓶。但要是拐进垂杨柳中街那家挂着“喜缘婚介”招牌的二楼小屋,墙皮脱落露出1998年的旧报纸,坐在老式电脑前的王姨会从老花镜上方看你一眼,从抽屉里摸出三个塑封本子来。

王姨的本子分三种颜色,蓝色是男会员,红色是女会员,黄色是“特殊备注”的——里头夹着不少泛黄的纸条,最旧一张是2003年3月16日,圆珠笔写的:“男,42岁,离异无孩,国企后勤,要求女方未婚未育,愿出五万‘诚意金’。”王姨说那男的最后没成,钱也没退,因为女方体检时查出有乙肝携带,男方当场翻脸。她合上本子,敲了敲桌面:“你要真问这个价,十年前和现在,差着不止一个零。”

胡同口修鞋摊的“老规矩”

东四六条胡同口,59岁的赵师傅修了三十五年鞋,他的摊子边上总放个马扎,专供老头们下象棋。2015年夏天,有个三十来岁的眼镜男,拎着双开胶的皮鞋来粘,顺便问了句:“师傅,您知道找一个处女要多少钱呢?我有个朋友托我问。”赵师傅头都没抬,拿锥子划掉一块胶:“我闺女上个月刚结婚,她婆家一分彩礼没要,我还陪嫁了辆电动车。”

眼镜男脸红了,蹲下假装看鞋底。旁边下棋的老孙头接过话茬:“你朋友要是真找,去龙潭湖那个相亲角,周三上午,举牌的那个李大姐——她专管‘清白验证’的。”赵师傅猛地拍了记鞋掌:“别听他的!李大姐上个月让人给举报了,说是哄抬物价,其实她手里哪有什么真货,全是坐台小姐洗白了的。”

这时候修鞋摊的电话响了,是赵师傅老伴催他回去吃饺子。他拿塑料袋把鞋一裹:“小伙子,跟你说实在的——我修了这么多年鞋,见过鞋底磨穿找不到真皮的,没见过谁花钱买完‘处女’证书就能幸福的。”眼镜男拎着鞋走了,老孙头还在后头喊:“要真问价,鼓楼西大街有个旧货市场,卖老结婚证的,一份五块,上面印着‘初夜权’仨字儿——假的,仿民国仿的。”

潘家园旧书摊的“婚俗文献”

潘家园旧书市场东排第三个摊子,老板老钱收了一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婚俗调查表。其中一份1974年的油印材料,是河北某公社妇联做的报告,里头有这么一项:“关于‘童养媳’与‘完璧’的民间补偿惯例,多在五十至一百元现金,另加一条涤纶被面。”老钱把这张纸过了塑,标价三百,摆在最显眼的木箱里。

上个月有个穿冲锋衣的年轻记者来采访,问他:“现在找一个处女要多少钱呢?”老钱弹了弹烟灰:“你看这张表,那时候一百块能买四百斤白面,顶现在三千块。但问题不在于钱——那时候这东西是当‘规矩’讲的,不是当‘商品’标价的。”记者不死心,追问王姨那种“诚意金”算什么。老钱指着旁边书堆里露出的一角——《中国北方农村婚姻支付变迁研究》,1987年社科文献版,定价两块二:“你去翻第211页,写了从‘彩礼’到‘信息费’的演变,最后结论是:凡把这事挂嘴边论价的,最后都栽在‘假证明’上。”

记者走的时候,老钱叫住他,从铁皮饼干盒里摸出一张泛黄的宝丽来照片,边角发卷,是九十年代某酒店走廊,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背对镜头捏着张小纸条。纸条上的字被扩印在照片背面:“验资两万,实收一万八,含七天无理由退换。”老钱说这是他以前一个开旅馆的朋友留下的,那朋友后来因为倒卖人口登记表判了五年,出来之后在密云养鸡,再没提过这类事。

天坛南门健身角的热心分析

天坛南门往东三百米,每天早上六点半,有一圈人在这遛弯。穿铁路制服退休的翟师傅,是这圈子的“信息中枢”,他手机里存着几个微信群,常年有外地来京打工的小年轻托他打听:“翟叔,您认识处女不?我出得起价。”翟师傅一般这么回:“你出多少?先说个数。”

  • 要是对方说“三千以内”,翟师傅直接劝他:“你留着钱去驾校报名,学个C1本,比这有用。”
  • 要是说“能出到五万”,他给指条道:“你五万块钱,租个像样的一居室,安定下来,正经过日子,比找啥处女都强。”
  • 要是说“不封顶,只要真”,他冷笑一声:“那你去三甲医院妇科门口蹲着,碰见来做婚前检查的姑娘,那体检报告是真的——但你敢上去问价吗?”
  • 上周二,翟师傅还真遇上一位秃顶老板,开着黑色奥迪,扔了条中华烟到长椅上:“翟师傅,您帮我牵条线,事成之后,中介费给你十个点。”翟师傅把烟推回去,慢悠悠地说:“我闺女在首师大读研,她有个女同学,农村出来的,家里穷,但谈了个男朋友在京东送货,俩人每月合租郊区的开间,2400块钱。你猜那姑娘会不会为了三十万换个男朋友?”

    老板愣住了,憋了半天,问:“那她姐妹呢?”翟师傅跺了跺脚上的回力鞋:“你当这是买鞋呢,试穿不合适还能换尺码?人姑娘家的清白,是拿来当日子过的,不是拿来上秤称的。”老板走了,中华烟也忘了拿,第二天翟师傅把那两条烟放在长椅底下,等着保洁工收走。

    旧手机里的短信草稿箱

    我写这些的时候,兜里那部用了四年的红米手机正好没电,插上充电宝开机,想起2021年冬天,我去安定门内大街一家手机维修店换屏幕。店主是个三十来岁的胖子,姓侯,柜台玻璃底下压着一沓“包过”的体检单小广告。他修手机时翻出个老式诺基亚,开机后草稿箱里有段没发出去的话:“秀芹,你说的那个事我想通了,要找处女得看日子,等下个月猪价涨上来再说。”

    我问侯师傅这手机谁的,他说是个工地工头落这的,一直搁着没人来取,大概换手机了。他删掉了那条短信,把诺基亚扔进“待拆解零件”纸盒里,盒底还有几块主板和一根弯了的SIM卡托。窗户外面,送煤气的三轮车按了两声喇叭,侯师傅探出脑袋骂了句“掰掰瞎”,又低下头拧螺丝。

    那天下午出了太阳,玻璃柜台上浮起一层灰蒙蒙的金色,像极了我老家的磨盘上晾着的玉米粒——沾着露水,看不出颗颗透亮,但磨成面的时候,从来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