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站街道女孩城中村详情｜三个女人的出租屋夜话
“你说那个女孩？穿蓝布裙子的？”章姐把一盘凉拌藕片推过来，筷子尖点了点桌面，“上个月刚搬走的，住城中村最里头那栋，二楼，窗户正对着垃圾站。”
我点头。下午站前路派出所的小王找我问话，说是有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最近老在火车站广场转悠，也不进站，就蹲在出站口旁边的花坛沿上。我要没记错，那女孩我见过几次。
“她这人不说话。”旁边织毛衣的刘嫂子插嘴，手里的毛线针没停，“有回我晾衣服，看她蹲在楼下水龙头那儿洗一件格子衬衫，搓了快四十分钟。我跟她打招呼，她抬头看我一下，眼睛红红的，又低下去。”
老站东街18号那栋楼
南昌站街道的城中村和别处不同，它不是一整片，是沿着铁路线零散长的。老站东街往里拐两条巷子，第一栋灰砖楼就是18号。一楼是卖早点的刘胖子家，灶台就搭在楼梯底下，每天凌晨三点半开始冒蒸汽。二楼往上住人，楼梯窄，两个人擦肩要侧身。楼板薄，走一步响一声，跟踩在脆皮饼干上似的。
那女孩住二楼靠东那间，月租三百二，不含水电。窗户是铁框的，关不严，冬天漏风，夏天苍蝇多。隔壁住着个修鞋匠，姓万，安徽人，晚上收摊回来总要喝二两南昌八度啤酒，哼黄梅戏。
刘嫂子说，有回她夜里起来上厕所，听见那女孩在屋里打电话——不是手机，是那种带绳的座机，声音闷闷的传出来半分截——“你别找了，我就在南昌。钱的事我自个儿想办法，你别管。”
“她喊的是妈。”刘嫂子补充，“我听得真真儿的，她说‘妈，你别管了’。”
站前茶铺的闲聊
上礼拜六我在酸枣树底下的茶铺里，听老孙头讲他每天在广场扫地的事。老孙头说那女孩常去，也不跟人搭话，就蹲在花坛边把绿色邮筒底下的碎纸屑一根根捡起来，整整齐齐叠在膝盖上。
“她兜里揣着个布包，蓝底白花的，”老孙头比划着，“鼓鼓囊囊，我寻思里头装的是饭吃。有一回她蹲久了站起来发晕，差点栽到我扫帚上。我扶了她一把，那布包掉地上散开了，里头哪是饭，是厚厚一沓信。信封都磨毛了边，邮戳全是咱们南昌站的，年份从06年到09年，年份久了，有的已经褪色。”
老孙头说他不识字，就问这女孩是不是等人回信，那女孩笑了笑，把信一封封装回去，说了句——“不用，我自个儿记得就行。”
那些信上的名字
有回我碰上她坐在站口台阶上，手里捏着一封信看。我递了杯豆浆过去，她没接，但那之后偶尔会跟我点头。
她说她姓范，零六年的冬天到的南昌。那时候站前横街还没铺沥青，下雨一地烂泥。她在那边的理发店打过下手，也去火车站广场卖过地图。后来，她攒够了钱，在城中村租了个单间——单间里最显眼的家具，就是那台旧式的、带播音器的飞乐牌座机电话。
- 白铁皮的暖水瓶，外壳凹了一块，灌水时咣当咣当响。
- 一张折叠桌，桌面是棕色人造革的，缝隙里卡着发丝。
- 窗户钉了半张花布当窗帘，布是从服装厂捡的边角料拼的。
她讲的时候不带表情，像在报一串站名。“我交不起房租的时候，就帮楼下刘胖子包饺子，包一斤给三块钱。冬天手冻裂了，贴上创可贴接着包。”
城中小站的变与不变
今年南昌站街道改造，城中村外围刷了白墙，写了“和谐”两个大字。可往里头走，日子还是老样子。垃圾站的泔水桶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哐哐响，修鞋摊的缝纫机哒哒哒到晚上九点，铁轨上的火车碾过去，窗户玻璃跟着抖——那女孩住的那间房窗户上，糊窗缝的旧报纸边角卷起来，像一片片巴掌。
前几天我又路过垃圾站，看见那片花布窗帘洗了挂出来，蓝底白花的，跟那碎布包一个花色。风一吹，布上面飘着一股肥皂粉味。
二楼窗口也晾出了一双白袜子，袜口松了，一个小女孩正摇摇晃晃地站在板凳上，踮着脚去够它们。她奶奶模样的老人蹲在地上择空心菜，嘴里念叨着说要下雨了。
那件蓝底白花的布包我没再见过。窗口守着一把生了绣的钥匙，锁孔里插着一片干枯的桂花叶子——也不知道是谁放的，夏天都还没到，叶子先黄了。
铁轨那边的火车还是一天过七八趟。傍晚有一趟慢车要进站，鸣笛的声音拖得分外长，隔着几排平房听，总觉得像哪个女人在地里喊孩子回家吃饭，喊的就是这一个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