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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向阳街现在还有么｜百步老街，半城烟火半城砖

有，但只剩下一截半截的。我上个月又去了一趟，从新兴路拐进去，向阳街最南头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底下卖糖葫芦的老刘头早不在了，树皮上钉着块蓝铁皮，写着“危树请勿靠近”。街牌是新的，蓝底白字，但“向阳街”三个字底下的拼音还是旧版的“XIANGYANG JIE”。早几年换路牌那阵，有人提议改成“向杨街”跟东边的杨树胡同配一对，被老街坊骂了回去，说祖宗定的名儿，不能乱动。

这条街不长，从南到北也就四百来步，宽得只能并排走两辆三轮车。我小时候在这儿跑大，1987年，爹带我从胜坨公社进城，头一回站在这条街上，两边全是青砖起脊的铺面，剃头铺子的转椅是铁锈红的，修车摊的师傅能用废内胎剪出胶鞋底。街心有个水泥台子，逢五逢十摆菜市，台子边角让鸡屁股蹭得发亮。那时候没人问“垦利向阳街现在还有么”这种话，谁会担心一条整天挤满人的街没了呢。

从供销社到手机贴膜摊

先说西头那把裁缝剪。孙婶的铺子在路西，二十年前她给街坊做中山装，锁边机一响，半条街都能听见咔嗒嗒的碎响。前些年她改成改裤脚、缝拉链，后来改成了卖老人鞋，再后来整个铺面出租，挂出“安徽板面”的灯箱。她的量衣尺还挂在里屋墙上，塑料皮卷尺，上面用红漆标着“庆丰布店一九八三”，跟那间昏暗的里屋一起，缩在板面馆的储物间后面。有回我进去找厕所，瞧见那把尺，孙婶从后厨探出头：“拿去吧，留着也没用。”

东头的国营照相馆改成了彩票站，玻璃柜里摆着当年的红梅牌照相机，落了层灰，旁边摞着刮刮乐。老板姓赵，今年六十多，他说这相机是他爸留下的，胶卷早停产了，摆着是个念想。但他不让我拍，说怕人看见以为里面有什么值钱货。

向阳街的路面倒是硬实，2008年才铺的沥青，底下是原先的石头板。那年拆了路两边的铁皮棚，施工队撬开旧石板，底下露出清代的老排水沟，青石砌的，缝里塞着民国年间的碎瓷片。考古所来人看了两天，拍了照片，然后让填回去继续铺路。街坊们围着看了半天热闹，有人说那沟里的水直通西边的溢洪河，有人说底下埋着二八大杠的钢架，最后也没人较真。

老槐树下的算卦人和修鞋匠

南头老槐树底下，现在常坐着两个匠人。修鞋匠姓许，手推缝纫机是上海产的蝴蝶牌，油渍黑得发亮。算卦的那位没有固定摊位，晴天摆个马扎，铺块红布，上头压着本翻烂的《周易》。许师傅跟我说，算卦的以前是小学民办老师，姓崔，后来不让搞了，就白天支个摊跟人闲唠嗑，卖点自己做的苍蝇拍。

有一回我在旁边站着，一个穿外卖衣服的小伙子蹲下来，问崔老师最近走背运咋办。崔老师收了他五块钱，看了一眼他的手相：“你手上机油味儿比汗味重，回去把电车闸线紧一紧，比啥都管用。”小伙子一怔，当真是闸线松了。这事儿后来传开，崔老师名声转好，但他依然只收五块，多一分不要。

这就是向阳街还能活着的意思——没人再指望它发财，但它还管着街坊们的小事。换拉链、配钥匙、修水壶底、给老式收音机换电容，这些活计在商场里找不到，在这条街上蹲一上午准能办齐。路北那家五金店的柜台玻璃，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换的，边角磕了个豁子，店主用AB胶粘了块有机玻璃，上面的价签纸黄得发脆，还写着“马蹄灯芯 一块二”。

拆字画了，又擦掉了

前年春天，向阳街南段靠西边的几堵墙上，让人用石灰水刷了大大的“拆”字，圈在圆框里。有个姓李的老头儿，在街口摆了个茶水摊，卖大碗茶，一块钱一碗，其实他原是农机厂的工人，闲不住。他见着那拆字，也没多说话，就是每天傍晚拿扫帚蘸水，对着墙根扫——不是扫地，是把水往墙上撩，把那石灰画的圈洇淡。他扫了半月，拆字糊了，雨季一场大雨，白灰冲了个七七八八。

后来规划变了，拆迁的红头文件再没贴出来。今年我再去看，那面墙让一个画墙绘的年轻人喷了幅黄河口湿地涂鸦，有丹顶鹤，有芦苇荡，颜色鲜亮，跟周围剥落的墙皮有点不搭。茶水摊的老李头去年走了，他儿子把青花粗瓷碗收进纸箱子，码在自家储藏室。

如今你要再问垦利向阳街现在还有么，我会领你从北口进去，先闻见烤饼铺子飘出来的芝麻香，再听见修车铺内胎打气泵的嗡嗡声。往南走百十步，右手巷口有个铁皮信箱，锈得只剩锁孔那一圈亮光。信箱边上贴着一张纸，打印的，写着：“谁捡到一只灰猫，三花，右耳缺一角，请送到鑫源便利店。”纸角让风吹卷起来，被新的黏胶带固定住。猫至今没找到，但那张纸一直没被撕掉。

百货大楼早就搬到两公里外的商业街去了，这里剩下的店家，白天懒洋洋开门，傍晚早早挂上帘子。路灯是2015年换的LED，亮的发白，照的这条老街没了从前那种黄烘烘的暖。但老槐树还在，裂缝里长出了新枝，某只吊在树杈上的空燕尾风筝，系线的那截红塑料绳，还跟十年前我见过的一模一样。

那天我走的时候，天快擦黑，一个胖女人拎着两袋馒头从板面馆出来，跟门口下象棋的人打招呼：“垦利向阳街现在还有么？还跟从前一样。”大家笑，棋子啪地一声落在木棋盘上。街面上有一小片水洼，倒映着刚亮起来的灯，风一吹，皱成了金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