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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关十字摸吧｜老居民区里的平价理发店

下午三点，南关十字西南角那排老砖楼底下，我找到了那间门脸。卷帘门拉到一半，露出“摸吧”两个字的旧灯箱，白漆掉了大半，露出铁皮底子。门边上靠着辆二八大杠，车筐里塞着搪瓷缸和半包烟。

这“摸吧”不是网咖，是附近老工人对街头理发店的叫法。师傅姓周，干了三十多年理发，手里一把推子，从不问客人要什么发型，只问“短的还是长的”。他管剪头不叫剪头，叫“摸一摸”，摸完了，用海绵扫掉脖子上的碎发，收你八块钱。这个价，从2016年到现在没变过。

掀开半截门帘进去，地面是水泥的，扫得干净，但不亮。墙上挂着一面方镜，镜框是铁皮的，边缘锈出黄印子。镜子右下角贴着一张照片，是1998年周师傅在这间屋里开业那天拍的，黑白，他穿白衬衫，黑裤子，身后是新刷的绿墙裙。现在墙裙还是绿的，只是绿里泛着灰。

镜子前的长椅

靠墙摆着一条木头长椅，至少十五年了，椅背上被人用指甲刻了一行字：“2009年腊月，等老王下棋”。旁边的漆磨白了，木头纹理露出来，光滑得像玉石。我坐在椅子上，看周师傅给一个胖大爷剪头。胖大爷睡着了，头往前一点一点，周师傅一手扶着他的后脑勺，另一手推子走得很慢，避开水缸底一样圆的后脑勺最亮的那个点。

“吓活人，”周师傅头也不抬，“睡着了也好，免得像上个礼拜那个，听见剪子响就骂我。”他说的“上个礼拜那个”是常客李建设，每次剪到耳朵边，他都要跳起来。

胖大爷醒的时候，新头已经剪好了。他照了照镜子，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元纸钞，塞给周师傅。周师傅从围裙前兜里摸出两个一元的钢镚儿，放到胖大爷手心。他数了数，揣进口袋，推门出去。门外有阳光照进来一截，停在地上那把老木椅墩子旁边，然后门帘一合，那一截光就没了。

推子与水瓶

周师傅的推子是一把老式的，发条推子，不是电的。他捏一下手柄，推子“咔嗒”一声走一下，声音干脆，不像电推子那样嗡嗡得人脑仁疼。他说这把推子是1984年从西安买的，花了十八块钱加五斤全国粮票。他修了四次，换过三回刀头，每次换完都用缝纫机油擦一遍。

理发椅边上是个木头柜子，四层，每层都放着东西。最上面摆着三个铁皮暖水瓶，红漆掉得只剩瓶底一圈白。一个瓶塞歪着，露出里面的锡皮保温胆。下面两层搁着洗发水，瓶子上印着本地日化厂的厂名，那厂十年前就关了。柜子边上挂着一本日历，翻在四月那一页，但应该是前年的四月，因为上面的“劳动节”印着星期三，而今年劳动节是星期一，我做了一个不声不响的记号。

我问他，这些年开这个“摸吧”，有没有想过换地方。他用海绵扫着地上的碎发，没停手。

“换到哪去？这十字口拆了三次线，我们这排楼说拆说了七年，到现在也没动。别处房租多少钱，问过我么。再说，这条街上的人认我这把推子，认这个门帘，你叫他们去医院门口找连锁店，他们不认。”

他把碎发扫进铁簸箕，里面有一把灰白头发，还有一根红的头绳。他说那是昨天下班前一个幼儿园接孙子放学的大姐剪完头发顺手留下的，她把孙子的气球系在理发椅背上，走的时候忘了。气球还在，挂在墙角的钉子上，瘪了半截，粉红色，印着一只卡通唐老鸭的图案。

傍晚的顾客

快六点的时候，进来一个小伙子，工装裤子，裤腿上还有黄土。他说来南关十字送水泥，顺道“摸一个头”。周师傅让他坐在椅子上，在他脖子上围了条蓝布围裙，那条围裙角上被烟头烫了一个小洞，边缘烧成了焦黄的。小伙子从头到尾没看镜子，只是盯着柜子最底层的一台收音机。收音机开着，播的是本地的评书，正讲到薛仁贵征东，杨林喊道“此计大妙”。小伙子笑了一下。

剪完头，周师傅没收他钱。他说：“上次你帮我搬过两袋水泥，顶了。”小伙子没客气，拍了拍脖子上的短发，站起来走了。风吹门帘，带进来一片干叶子和一股汽车尾气。天快黑了，路灯还没亮，窗外那个旧灯箱里嗡嗡响了一声，亮了，白光照出“摸吧”两个字的轮廓，被一根电线杆挡住了一半。

我出门的时候，周师傅正蹲在台阶上擦他的推子。他用一块绒布，蘸了机油，一下一下，像给怀表上弦。他把擦好的推子对着路灯看了看，刀口在光下闪了一条细线。他没有抬头，也没有说再见。我走到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下面，回头看了一眼，那灯箱里的光还在，只是更弱了。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几片叶子，以及一段不知哪年哪月的碎花横幅，上面印着“临时”“理发”四个字。

路灯在这个傍晚同时亮起来。南关十字四个角的铺子陆续关灯，只有靠在西南角老砖楼底下这一块，那截白光照着地面，像一个很久没人擦的手表盘，还走着，但不知道时间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