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一条街｜老街坊的早市与晚烟
昨儿个落过一场小雨，今早我沿着湘江河边往东走，过了新华桥就是那条街了。街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皮裂得跟龟壳似的，底部让自行车靠得锃亮。卖豆浆的老周正在点豆腐，铝锅盖掀起来，白汽扑了他一脸。这条街每天早上六点就醒了，比闹钟准。老周见我来，舀了碗热浆递过来，我摆手，他照例搁在窗台上晾着。
早市段：从豆花摊到修鞋铺
街是南北向的，约摸三里地，中间被一条石板巷子切了两刀。南头是菜市，北头连着旧货市场，当中混着剃头铺、裁缝店、杂货铺和三家粉馆。路面是八十年代末重铺的水泥砖，有的地方塌了，露出里头压实的土，下雨就积成小水洼，孩子们跳着过。
老周的豆花摊在巷口南侧，支着蓝布篷。他在这儿做了三十一年，每天凌晨三点烧豆浆。石膏点得嫩，花椒面是自己擂的，别人家一碗荤豆花卖五块，他卖五块，只多不少，只是碗要小一圈。老街坊都认他的味道，新客人嫌碗小，他也不争，只说“你下回赶早，第一锅的浓些”。
隔着两个摊位是修鞋的刘师傅，蹲在矮凳上敲钉子。他的工具箱是樟木的，盖子上用白漆写着“刘记”，字让日头晒得起了皮。他会补伞、修拉链、给皮带打孔，最近还添了磨剪刀的手艺。他收活不看人，熟客打个招呼，活放下就能走，价钱心里都有数。
“一双鞋底磨穿三次，基本就能看出你这人走路的重心偏哪儿。”刘师傅说这话时头也不抬，手里的锥子顺着鞋沿扎了一圈孔。
正午的铺面与老屋
中午日头毒，街上人稀。米粉馆子把圆桌搬到屋檐下，老板娘往桌腿压了几块砖。这一排房子多是青砖二层楼，建于六十年代，二楼窗户用木棍支起来，晾着萝卜干或洗过的布鞋。墙根有水管长年滴漏，长了一层灰绿色的绵藓，用手一摸是滑的。
路东有一家老信托商店关了门，卷帘门上贴了红纸，写着“店休，访友”。这家店早年卖各种闲东西——旧的收音机、粮票册子、机械手表、缝纫机零件。我家里那只上海牌台钟就是十来年前在这儿买的，一直走得准。店里的人姓孙，快七十岁，平常老是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人家问他价格，他先问“你拿来做什么用”。
往北走，过了第二道石板巷，街面开阔些。唯一的新式店铺是去年开的便利店，卖瓶装水和冻饮。可老街坊还是愿意多走几分钟去南头的油盐铺子买散装酱油。那家铺子里头暗，得适应一会儿才能看清木架子上的瓦罐。老板的小女儿去年考取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了一张压在柜台玻璃下。
两三点钟，街上最静。只有鸽群从屋顶扑棱过去，翅尖擦过瓦片的声音。陈记剃头铺的老陈躺在椅子上打盹，电视机开着，放一部很多年的电视剧，没人看，声音调得很低。他的推子挂在洗脸架上，刀布用得发白。
傍晚的修车摊与麻花车
日头偏西，街上又活络起来。小学校放学早的娃儿们从南头跑过来，书包拍着屁股蛋。
路口的老曾支起修车摊，他的气筒是铁皮包木柄的，皮碗换了不知多少回。有个小学生自行车后胎瘪了，老曾蹲下看，捏了捏胎面：“钉子扎的，内胎得补。”他打一盆水，把胎按进去一段段转，水面上冒起一小串泡。他补胎收两块钱，补完还用手一揿，把外胎按结实，说“打足气，到明天不会漏”。
对面妇女儿童商店的门口，下午四点，炸麻花的张大姐推车出来。她的油锅支在车尾，煤气炉搁在车肚子里。麻花现搓现炸，手脚不停。她收现金，也收微信，旁边立着块小塑料牌，印的收款码边角起了毛。
傍晚六点多，街灯亮了一部分——隔一盏亮一盏，坏的那盏，电网抢修来过两回，不见好。大家也不催，因为没了这一盏亮，半条街的晚景倒柔和些。一些人搬竹椅出来坐，扇子用旧报纸折的，说话声音不高，就是闲话，谁家孙子会走了，哪家阳台的薄荷长疯了。
天色暗下来之后
天彻底黑了，铺子一间间下板。老周收豆花车，刘师傅的樟木箱子锁好，陈记剃头铺的灯“啪”地灭了。只有北头那间旧书回收铺还亮着灯，门口搁着两个纸箱，装论斤卖的旧书，五毛一斤，无人值班，放个铁皮盒收钱。
我走回街口老槐树前，老周挂在树杈上的那把掉了瓷的铁皮壶还在，他白天总用它往地上泼水压尘。壶嘴裂了道缝，谁也没去补。风从树冠里漏下来，凉丝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