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约可操｜老城南修表铺的半日见习
三月末的星期三，我拐进饮马巷。巷子窄得只容两人并肩，头顶晾晒的蓝布工装滴着水，在水泥地上砸出深色圆点。老远就听见“咔嗒、咔嗒”的声响，间隔均匀，像某种固执的脉搏。循声找到门牌27号，一扇半掩的绿漆木门，门楣上挂着块白底红字的搪瓷牌：为民钟表修理部。营业时间写着“早八点至晚六点，午休一个半钟”。
推门进去，一股机油混着樟脑丸的气味扑过来。柜台后坐着个穿灰色涤卡中山装的老人，七十来岁，头顶秃了一块，周边白发理得极短。他正用镊子夹着一粒比芝麻还小的螺丝，往一块怀表机芯里安。桌上摊着蓝布，布上排开十几只表壳，有上海牌、钻石牌，还有几只瑞士的老英纳格。他抬头看我一眼，没说话，下巴朝旁边的方凳一抬。
我坐下，说明来意——想看看老表怎么修。他鼻子里“嗯”了一声，算是应了。我问他这铺子开了多少年，他手上不停，嘴里蹦出三个字：“八三年。”那是他顶替父亲进厂的日子，也是他私下接活儿的开始。厂里后来改制，他办了病退，就把这间门脸儿租了下来，一直干到今。柜台上摆着一台老式校表仪，绿色的荧光屏上跳着细密的波纹，每隔几秒“嘟”一声，像在给时间打拍子。
快晌午时，进来一个烫着短卷发的女人，四十岁上下，拎一只布袋子。她跟老人很熟，开口就说：“师傅，那块梅花表我儿子下月订婚要用，您可约可操的，这两天能给拾掇出来不？”老人放下手里的活计，接过表，在灯下照了照，说：“停摆原因不大，洗个油就走。你后天来取。”女人笑了，从布袋里掏出一袋橘子，搁在柜台上。老人没推，等她走了，才对我嘀咕一句：“她爸爸也是我这儿的常客，走了三年了，表还替他留着。”
午后店里清静，老人泡了一缸子茶，是那种粗老的绿茶沫子。他一边等着表油挥发，一边跟我聊起早年的物件。
“你们现在戴表看个时辰。我们那时候，一块表能约一个人出来，也能操练一门手艺。表针走得准不准，人心跟着稳不稳，都得靠日头底下慢慢校。”
他指着柜台角落一只木匣子，里面是一套修表工具：铜质擒纵叉、大小不一的起子、一只带尖嘴的油笔，还有几块绒布。他说这些家伙事跟了他四十年，比儿女在身边的时间都长。工具皮带换过三条，握柄包浆厚，像一层暗色的釉。
这段工夫他修好了一只老式闹钟，双铃的那种，铜色已经发暗。上满发条，闹铃在三点整“叮铃铃”响起来，声音嘶哑却震耳朵。他一伸手按住铃锤，说：“这种铃现在没人会修了，都是塑料壳的，响不动就不响了。”他把闹钟侧过来，让我看底盘上的编号，说是1974年的产品，那时候厂里干活讲究，一件东西用二十年不稀奇。
下午三点多，又来了个老客，是个戴毛线帽的大爷，手里攥着一块断了表带的电子表。他进门就问：“师傅，这表盘进灰了，能擦不？”老人接过来看了看，说可以，就是芯子太薄，得小心。“怕您给拆坏了。”大爷嘴上这么说，人却往柜台上一趴，一只眼睛贴着玻璃，看着老人打开后盖，用气吹小心地清理夹层里的灰尘。他低声问老人：“可约可操，赶明儿我孙子那块的表镜片碎了，您给换个不？”老人说换得，就是原装的不好找，找个差不多的海鸥镜片先顶着。大爷满意地点点头，像得了准话似的走了。
傍晚我准备走时，老人正在修一块旧式的欧米茄，表壳上刻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迹，像谁的签名。他看我用眼神询问，就说：“这块表的主人也在这里修的，后来人去外地了，表寄回来让我保养，一年一回，今年是第五回。”他把表放进一个绒布里裹好，没上锁，就搁在柜台右边的第二层抽屉里。
我出门时天色暗下来，巷子里的路灯亮了，是那种老式的黄光。身后的扳手声还在有节奏地响着，校表仪的“嘟——”声偶尔跟着鸣一声。走到巷口，我回了一下头，那扇绿漆门半掩着，门缝里透出一线暖黄的灯光。
修表行当里的老规矩
往回走的路上，经过一家杂货店，老板娘正蹲在门口拆纸箱。她见我从修表铺出来，主动搭话：“那老师傅有个怪脾气，手上活多的时候，谁来也不接新单子。有人嫌他慢，他也不恼，就说‘好饭不怕晚，表走得准，人心里才踏实’。”我站住脚听她说完
她伸手往修表铺的方向指了指，又说：“那铺子里的墙上挂着一排旧日历，年年都是同一种风景画——一座山，一条河。有人问他为什么舍不得换，他说‘这画上的，是我家老屋后头’。”
入夜之后的另一面
夜里我翻出白天拍的几张照片，有一张是校表仪屏幕上跳动的波纹，还有一张是老人那双手——食指和中指的老茧厚得像硬币。另一张对焦不准，拍的是那只双铃闹钟，铃锤旁边有一道细小的裂纹，像是用胶水粘过的。我不知道那是多少年前粘的
但我知道，明天那女人会来取那块梅花表，后天那大爷会带着孙子的表来换镜片，而那只刻着名字的欧米茄，大概会在抽屉的绒布里待到秋天。巷子口的路灯底下，倒是有只橘猫蹲着，看着我走出来，舔了舔前爪，然后一头钻进墙脚的排水沟里。那沟边落着一片发黄的杨树叶，也不知是去年落下的，还是今年新枯的。我没有再回头走回巷子里去，因为那扇绿漆木门，可能已经上了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