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生村站街｜等活儿的早晨与修表铺的暗号
生村站街不是一条街，是佛山燎原路拐进去那截三百米的骑楼底。早上六点半，卖肠粉的蒸屉刚冒白气，站街的人已经蹲在石阶上——不是拉客，是等散工。我们管这叫“站活儿”，手上拎着蛇皮袋的、腰里别着瓦刀的都算。我头回站这儿是九七年，当时跟着舅舅学修表，他让我拿块绒布蹲在他摊子旁边，看人。
看人，是这门手艺的第一课。站街的人分三拨：七点前到的多是泥瓦匠，嘴里叼着半截烟，眼珠盯着路口三轮车；九点换一拨，是专接水管电线的，工具包拉链都磨得发亮；中午最冷清，剩下几个摆摊卖蟑螂药的、补锅底的。舅舅说，站街站的是时辰，跟修表盯游丝一样，差半格就错。
我的修表摊在骑楼最里头那根柱子下，对面是家卖金鱼的，再过去是废品收购站。站街的人修表不多，但隔三差五有来“对时间”的——其实是对暗号。有个收旧电器的老陈，每次来都佯装看柜台里的钟，嘴里嘟囔：“老板，电波表准不准？”舅舅就回：“准。就是电池不经用。”老陈放下两块钱走人。我听不懂，舅舅把绒布往台面一铺，低声说：
“这街上修表的，一半修的是齿轮，一半修的是吃饭的嘴。他问的是今天收购站出不出货，我告诉他城管刚过去，安全。”
后来我才明白，生村站街的“站”字有讲究。站得靠前，是抢得到活的；站得靠后，是等老主顾的；站得歪斜，那是腿脚不利索的。舅舅从来不站，他坐着，面前摆一盒子齿轮，最小的比芝麻还小。真正干活的人不站，站的是找活的人，坐的是有人请的人——这门道，站三个月才分得清。
修表铺的柜台是杉木的，油了十几遍桐油，黑得发亮。抽屉分三层：上层放表带，中层放游丝和发条，底层压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记着站街熟客的欠账。有个叫阿强的电焊工，欠了四块五的换电池钱，拖了两年。去年腊月他拿来一块上海牌旧表，说“用这个抵”。我拆开一看，机芯锈死了，倒是表蒙子擦得亮。我没收，把表还他，说你那四块五不用给了，凑个整，教你一招——站街蹲久了膝盖疼，买副劳保手套垫在膝盖底下，比啥膏药都强。
阿强愣住，然后笑了。他说他蹲了七年，第一次有人告诉他不花钱的养膝法子。后来他把这法子传给了别的站街的，有人买不起好手套，就捡废轮胎皮剪两块绑膝盖上。生村这地方就这样，拿手艺换手艺，拿经验换经验。我修表这些年，发现站街的人对时间都挺敏感——不是赶工，是熬。他们等活的时候看太阳影子，影子和骑楼柱子齐平，就知道该换下午茶了。
那年夏天最热，有个从张槎来的年轻人蹲在柱子下，抱着书包，一蹲一上午。我问他等什么活，他说等一个姓冯的包工头，说好了来带他去工地。等到下午三点，人没来，他书包里掉出一本书——《电工基础》。我给他倒杯茶，说冯头儿昨天就去了三水，今天回不来。他抱着书蹲在那不走，说那我明天还来。第二天他真来了，第三天也来了。到第四天，他等到一个开皮卡的老头，不是冯头儿，是老头看他天天来，觉得他实诚，带他去装车间电路。
后来他逢年过节给我带一包茶叶，话不多，就说：“生村站街站出个师父，比站出个工钱值。”这句话我记到今天。他学的电工，我修的是表，都是拿螺丝刀吃饭的，一个拧电流，一个拧游丝，拧到底都是缘分。
去年骑楼要改造，墙皮刷了新漆，金鱼店搬走了，废品站也关了。舅舅老了，把手艺传给我侄子，自己每天还来，但只坐半小时，喝碗粥就走。站街的人换了一批，年轻人拿手机等派单，不信影子。我柜台里的老收音机还放着，下午四点准时播粤曲，一个拖着蛇皮袋的阿婆站住听了一曲，问我：“后生仔，几点了？”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钟是好的，走得准。
我说：“三点五十九分，差一分就是四点整。”阿婆点点头，攥了攥蛇皮袋的绳口，朝街尾走去。她没问价钱，我也没问她要去哪。生村站街这地方就是这样，表针转一圈，人过来，人过去，柱子底下那个道道——太阳照着，影子短了又长，长了又短。我拧开表后盖，游丝轻轻颤了一下，像极了刚才那个人点烟时手腕的抖动。那抖动的弧线，跟九七年舅舅教我认的第一根弹簧一样，弯得漂亮，又紧得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