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殷巷的女的去哪里了｜老街坊都在问，答案藏在电费单背面
上周末回殷巷，帮母亲收拾老房子的抽屉。翻开一本一九八七年的《家用电器保修卡》，里面夹着三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展开一看，是两张殷巷供销社的布票存根，和一张手写的便条。便条上是邻居张玉兰的笔迹：“老李，你家的缝纫机针我借去两包，等小琴从厂里回来还你。她在南京毛纺厂织布车间，三班倒，中秋节调休才回。”纸片背面，有人用圆珠笔重重描过几个字，仿佛反复描了很多遍：“殷巷的女的，都走了。”
仔细一算，张玉兰的女儿小琴，那年刚十九岁。我们这条巷子，从殷巷老街到后头的岗子坡，住着的女人们，过去几十年里，陆陆续续都不见了踪影。不是走失，不是失踪，而是她们自己走出去的。你问“南京殷巷的女的去哪里了”，问得对，这个问题，巷口卖烧饼的老孙头能念叨一上午。
第一站：去的是国营厂，不是远方
殷巷的女的，第一批出去的是六十年代末。那时候，巷子里的大闺女小媳妇，背上铺盖卷，坐三轮车到江宁镇，再转公交进中华门。为的什么？为的是南京的几大纺织厂——毛纺厂、棉纺厂、化纤厂。那时候的名目不叫“打工”，叫“进厂当工人”。我们巷子里东头的赵家婶子，嫁过来第三年就进了厂。她说，车间里的纱线嗡嗡响，比乡下麻雀叫好听。她们的年轻，都交代在了织机跟前。到了1985年，巷子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女性，都有过这一段进厂经历。
小琴后来确实回来了，但不是还针线。她带回一台西湖牌缝纫机，和她男人。男人是厂里的修机工，山东人。两人在殷巷租了间偏屋，住了不到两年，又一起去了深圳。走的那天，她母亲张玉兰站在井台边，攥着那两张布票存根，说：“丫头，厂里的活不好干就回来。”小琴没回头，只说：“妈，殷巷的机器不如那边的灵光。”
第二站：去的地方换了名字，来回的路越走越远
九十年代，企业改制，厂子们关了或者搬了。殷巷的女人们又收拾包袱，这次不去中华门了，改去珠江路电子卖场、新街口百货楼，还有的去了江宁经济开发区里新开的鞋厂、玩具厂。她们在中山南路的“南京小商品批发市场”里站柜台，从天不亮站到天黑。我们这条巷子，最熟悉的是晚上九点半的末班公交，下来的都是踩着高跟鞋、胳膊底下夹着卖货布袋的女人。她们口袋里揣着一天的流水，多的时候百八十块，少的时候只有十几块。
而再往后，2010年前后出去的那一批，名字就更多了——有的去顶山街道做家政，有的去河西那边的写字楼当保洁阿姨，还有的去雨花台附近的连锁饭店端盘子。她们服务的对象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有个共同点：户口一直留在殷巷，孩子也留在这儿。
离乡的账本，一笔一笔记在老人的手上
巷口干货店的老王师傅手里，有一个记满名字的硬壳本子。不是账本，是“寄钱记录”。谁家女儿几月几号寄回多少钱，谁家媳妇年底捎回几件衣服，老王都拿圆珠笔记着。本子的扉页上有一行小字：“殷巷的女人，有本事出去就莫哭。”他说，最早那些年，寄钱要靠邮局汇款单。现在不一样了，手机上一点就到了。但本子照记不误，因为老人在家，盼的不光是钱，更是个音信。
老王翻到一页，指着上面的名字说：
“你们看这个，周红燕，1982年生，2003年去杭州的服装市场卖裤子。2008年回来生了二胎。2013年又跟着表姐去常州做数控机台操作工。2019年回来，在殷巷社区门口租了个门面做煎饼果子。前两个月在说，女儿考上大学了，她要陪读去。你们算算，这些年，她在外头跑了一小半的青春。殷巷的女的，去的地方一直在变，但没歇过脚。”
现在你要问我，南京殷巷的女的到底去哪里了？我能给你指几条实在的路线：
- 去城区上班的早出晚归，早上六点半的815路车上，能看见她们在打瞌睡，旁边放着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饭盒和工牌。
- 去外地干活的按月回来，村里小广场上的快递架子上，很多都是她们给孩子买的鞋子、书本、零食，收件人都是老人的名字。
- 去更远地方的想法天天都有，巷子东头的女理发店，一边给人烫头发一边教人看手机地图。老板娘自己就是从上海回来的。
张玉兰的那张便条，我后来帮她还给了小琴。小琴上个月正好回殷巷，在社区办的敬老卡。我们站在井台边，小琴把纸片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说：“我妈走了七年了，这张纸上头的话，怎么像是昨天写的一样。”她顿了顿，又说：“你晓得我当年为什么一定要走吗？我在厂里第一回拿到工资，买了三斤毛线，给我妈织了一件毛衣。那件毛衣她穿了十年。穿到最后，领口磨得透亮也不肯换。我知道她是想我，可我要是不出去，这毛衣就没法织成。”
说完她把便条叠好，塞进钱包夹层。井台边的石榴树正开着花，风把花瓣吹到电费单的背面——那张单子上，户主栏还是张玉兰的名字，用电量一栏，写着“0度”。表停了几个月了，但线还是通的。门缝里塞着新的缴费通知单，落款日期是下个月的十五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