垦利一条街在哪｜老渤海路东头，卖铁锅的那排平房后面
你问垦利一条街在哪？我这么跟你说吧。你从垦利汽车站下了车，别往西走，西边是新修的楼，没人气。你要顺着老渤海路往东，走到那个卖电动车的铺子跟前，闻见一股子炸油条的味儿，那就对了。铺子边上有个窄胡同，平时堆着纸壳子，你往里走三十步，豁然开朗，那就是一条街。街不长，也就二百来米，两边全是平房，红砖的，有的墙上还刷着“供销社”仨字，漆皮掉了一半。
我第一次去那儿，是1987年秋天。那时候我还没开店，跟着我男人去拉货。街口第一家是打铁铺，老周师傅。他打农具，也打菜刀。那铁砧子黑得发亮，上头凹下去一大块，也不知道敲了多少年。我去的时候他正给一个犁铧收边，火星子溅到围裙上，烫出好些小洞。他头也不抬，问，要啥？我说看看。他就没再言语。那会儿街上没什么人，一只黄狗趴在门口，尾巴扫着地上的铁屑，唰啦唰啦响。
去年夏天我又去了一趟。老周师傅不在了，铺子改成了卖凉皮的。铁砧子还在，搁在角落当桌子用，上头摆着醋壶和辣子罐。凉皮老板娘说，老周前年走的，走之前把这砧子留给她，说能镇店。她不信这个，但也没扔。我买了一碗凉皮，坐在那铁砧子边上吃，辣子呛得我直抹眼泪。老板娘说，姐你慢点。我说没事，就是想起了些旧事。
街中段的杂货铺与修表摊
再往里走四十米，左手边有个杂货铺，门脸不大，招牌还是木头板的，写着“利民商店”四个字，用红漆描的。铺子里头堆得满满当当：暖瓶胆、搪瓷盆、蜡烛、针线包、顶针、火柴。柜台是水泥砌的，抹了层水磨石，磨得发亮。柜台玻璃下压着几张老照片，是那种边上有花边的黑白照。我看不清人脸，只看见一群穿中山装的，站在一辆大解放车前面，车头上扎着红布。
杂货铺斜对面是个修表摊，一个姓李的老师傅，戴着一只眼睛的单筒放大镜，卡在右眼眶上。他的摊子就一张小木桌，上头铺着蓝布，蓝布上摆着镊子、螺丝刀、一个小玻璃罩子的天平。他修表的时候不说话，嘴唇抿着，手指头胖，可捏那些小齿轮的时候，稳得很。我有一回把家里的老座钟拿去给他，说走不准了。他拆开看了看，说，擒纵叉磨损了，换一个三十块。我说贵。他说，那你自己修。我笑着说不修了，抱着座钟又回去了。后来我在一条街尽头的旧货摊上，看见一个一模一样的座钟，要价四十五，没买。
“修这玩意儿，图的是个准头。不准的东西，修它作甚？”李师傅那天喝了一口茶，这么跟我说。
他这话我现在还记得。后来我开了杂货店，进东西也只进那种扎实的、能用得住的。进回来一筐塑料盆，我拿手一掰，盆沿裂了，我直接给退了货。厂家说我不讲究，我说你的东西才不讲究。
街尾巴上的裁缝铺与粮油店
一条街走到头，路南是裁缝铺，路北是粮油店。裁缝铺的老板娘姓钱，比我大几岁，手上有顶针的茧疤。她的铺子里挂满布卷，棉的涤卡的灯芯绒的，还有一段早就褪色的的确良，挂在最里头，沾了灰也没收。她说那是别人订的料子，做了衣服，人没来取。二十多年咯，她说，也不来，也不知道是忘了还是不要了。她把那布料翻出来，抖了抖灰：“你看，也没蛀。”
粮油店是个姓张的壮汉开的，店面大，里头堆着面袋子、米缸、油桶。门口地上摆着几个麻袋，装着黄豆、绿豆、云豆，各有各的香味。張师傅见人来，先问，要几斤？然后用一个不锈钢的提斗，挖一下，倒进塑料袋里，上秤，麻利得很。有一年冬天，他帮我进了一袋五常米，蒸出来满屋子香。我拿去送给隔壁修车铺的老王，老王说，这是好米。我说，一条街的货，靠得住。
“这街上的铺子，换了不少人，但东西还是一样：拿得出手的才摆出来，糊弄人的早没了。”张师傅说这话时，正把一袋五十斤的面粉从三轮车上扛下来，喘着粗气。
去年入冬，铺子关了。门口贴了张条：老张年老，回老家了，米面请去东头超市。我站在那儿看了半天条，字是用毛笔写的，一共三行，最后一行有两个字墨都洇开了。
街边的一口水井和一棵槐树
一条街最靠东边那一截，地上铺的砖换成了水泥，但有一口井没填掉。井口盖着石头的井盖，边上有几道绳子勒出来的深印子。井旁有一棵老槐树，树身粗得两人合抱，树皮裂得一条一条的。树下搁着两条长凳，油漆掉尽，露出木头本色。秋天的时候，槐树叶子落得满地，扫的人扫完，过了半天又落一层，就不再扫了。
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有个老太太推着三轮车过来，车上放着几棵白菜和半袋子土豆。她把车靠在树上，人坐在长凳上歇脚。我问她，一年四季都在这儿停？她说，冬天可不行，风灌得慌。我说也是。她又说，可这树底下，夏天是真凉快。我说那肯定。两人就不再说话了，听着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
三轮车的车铃铛锈了，拨一下，发不出声，只听到里面有铁屑滚动的响动。老太太站起来，推着车走了，影子拖得老长。我也起身，往街口走去。走到那家凉皮店门口时，我又看了一眼那块铁砧子，上面搁着一根没有皮的蒜。不知道是谁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