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姐为什么频繁更换城市｜从国营厂女工到小城裁缝的三十三年
王秀兰坐在我家的藤椅上，手里剥着一颗橘子，橘皮屑掉在深蓝色涤纶裤子上，她也不掸。二〇二二年秋天，她刚从广州回来，说那边城中村拆迁，裁缝铺没了着落，这次打算在镇上定居。她抿了抿嘴，说：“这辈子搬了七次家，数这回最累。”
我递给她一杯茶。她小名“小姐”，是八十年代厂里师傅们喊开的，那时她才十八岁，在国营棉纺厂当挡车工。我们这批人都不叫她真名，她也答应得脆生生的。
第一回走，是厂子黄了
一九八九年冬天，厂里发不出工资。车间的机器停了半个月，女工们坐在纱锭堆上织毛衣、嗑瓜子。有一天，厂长拎着喇叭在食堂喊：“大家伙儿自谋出路吧，厂里账上只剩三千块。”第二天，王秀兰没来上班。她托人捎话，说去郑州投奔表姐，那边有私人服装厂招熟练工。
我在厂门口送她。她背着绿色帆布包，包上别着一枚红塑料发卡，是去年厂里“先进个人”发的奖品。她冲我摆摆手，笑着说：“老师，等我站稳了，给你寄双新皮鞋。”
那年月，女工们往南走是常事，但没人像她这样果断，头天说走，第二天就不见人影。后来我才知道，她表姐在郑州二七塔旁边租了一间门面，专门给人改裤脚、换拉链。王秀兰去了，从学徒干起，手指头被针扎得全是红点。
郑州十年，她又为啥走
她在郑州一待就是十一年。二〇〇〇年春天，我去郑州出差，专门拐到二七区找她。她的裁缝铺子嵌在一排烩面馆和五金店中间，门脸窄得像条缝，进去以后倒是豁亮：三台电动缝纫机靠墙摆着，地上堆着成卷的牛仔布和碎花棉布。
她当时正给一个老太太量腰围，嘴里指挥着小学徒：“那边袖口锁边别偷懒，线头剪干净。”我等她忙完，俩人蹲在门槛上吃凉皮。我问：“铺子生意不错吧？还回来不？”她掰开一次性筷子，说：“老师，我想走。”
原因是房东要涨租，从每月四百涨到八百。这条街被开发成了“服装一条街”，早市卖批发，夜市卖甩货。王秀兰说：“一天做到晚上十点钟，净利才六十块，房租占掉三分之一，你说我图啥？”
其实还有一层。她表姐得了类风湿，手关节变形，今年夏天回老家养病去了。少了熟人照应，她一个外地女人，当街的摊位天天被城管撵。那会儿城管还收“占道费”，一张黄纸条两天一换，不给钱就把缝纫机搬上车。她指给我看铁皮卷帘门上的一溜划痕：“前天他们拖机器，蹭的。”
我心一沉，说：“那你打算往哪儿去？”她望着两排梧桐树，树叶子落了一地，说：“武汉，我一个老同事在那边开了布料批发店，让我过去帮衬。”
就是这阵子，她开始频繁换城市。我心里记着：郑州走后去了武汉，武汉待了五年，又去了西安。
西安那年，她差点儿就不干了
二〇〇五年我在西安参加培训，顺便去康复路布料市场找她。她租了半间地下室，沿着墙根儿支起一张大案子，墙上挂着一排皮尺，红的、黄的、塑料片的、帆布带的。
但那次她的神情不对。她坐在小马扎上揉膝盖，说下雨天潮气大，关节疼得蹲不下去。我问她生意，她拿剪刀剪一块垫肩，说：“别谈了，天天有人来收‘卫生费’‘治安费’，今天这个表哥明天那个侄子。
她后来告诉我，那年冬天她回了趟南阳老家，把存折上的数字看了好几遍——四万七千五百六十一块。”
她念给我听：“老师，这个数我记了二十年。从八九年到现在，我缝了十几万条裤腿，钉了上万颗扣子，攒下的钱能盘下镇上一间铺面，我跟自己说，你要是再走，就把这点儿钱撒大街上。”
但她还是走了。西安回迁改造，康复路市场整体搬迁到三环外。新市场倒是干净敞亮，可是租金翻了番，她在梦里都算不过来账。
广州两年，她终于想明白一件事
二〇二〇年春天，我听说她去了广州，在白云区一个工业园门口摆缝纫摊，给制衣厂工人改工服、织补破洞。我打电话问她：“广州热不热？你受得了。”
她在电话那边笑，声音里带着缝纫机的嗡嗡声：“老师，广州的城中村跟咱们镇上的商贸城差不多，铺面挨着铺面，电线在头顶上拧成一团麻花。中午吃猪脚饭，晚上收摊后能喝一碗糖水。”
去年年底，她突然回来了。我去火车站接她，她拖着一台老式蝴蝶牌缝纫机，轮子都磨歪了，用尼龙绳绑在平板车上。她站在出站口，短头发，晒得黑，穿着一件自己做的靛蓝色棉外套，下摆绣了一朵不知名的花。
我问她：“这回不走了？”她没直接答，抬手往南指了指，说：“那边拆得连巷子都不认得了。”
关于小姐为什么频繁更换城市
我老伴儿问她要不要庆祝安家，喝两杯。她摆手说：“租的房子，不讲究。”
可那天晚上，她趴在我家餐桌上画图，是一套三开间的铺面图纸，横梁、柱子、电源插口画得清清楚楚。她说：“我在广州的最后一天，路过一个整条街都是裁缝铺的地方，闻着棉布的浆水味，膝盖就不疼了。”
她现在在镇上小学对面租了间门面，早上卖早点搭着改裤脚，下午做窗帘。前两天我去她店里坐，她正在给一个民办教师缝讲台裙边的褶子，缝纫机哒哒哒地转。
我忽然记起一桩事。“小姐，你还记得那顶绿帆布包上的红发卡吗？”她停了踩板，侧过头想了想，说：“那玩意儿啊，第三回搬家时落在武汉的公共汽车上了。”
她又埋头踩机器，忽然抬起身，从铁皮柜里翻出一只用蓝布包着的口琴，搁在窗台上。窗台上摆着一盆晒蔫了的茉莉花，花盆底压着一张泛黄的硬座火车票，终点是郑州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