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岔路阿姨最讨厌的三个地方｜卖菜车棚公共厕所和早市尾巴
下午四点，六岔路口的梧桐树影子拉得老长。我蹲在修鞋摊边上看老李给一双布鞋换底，旁边卖菜的张阿姨正把空泡沫箱往三轮车上摞。她动作快，摞到第四个的时候，箱子歪了，里面的烂菜叶子掉出来几片，她没捡。我问她要不要帮忙，她说不用，然后自己念叨了一句：“这地方，也就剩这三样东西让我膈应。”我递了根烟过去，她接了，点上，跟我讲起她在这条路上摆了十一年菜摊的事。
第一个地方：路口的铁皮卖菜车棚
六岔路之所以叫六岔路，是因为六条巷子在这儿汇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圆的西北角立着一个铁皮车棚，是2011年社区统一搭的，给附近菜贩子遮阳用。棚子顶上的绿漆掉得一块一块的，像癞子头。张阿姨说，她最烦的就是这个棚子，“夏天里头比外头热三度，铁皮吸了一天的太阳，晚上收摊时人站在底下，跟蒸笼里的馒头似的，浑身往外冒水汽。”
更麻烦的是下雨天。雨打在铁皮上，噼里啪啦震得人心慌，说话得吼着来。有一回有个老太太来买芹菜，张阿姨喊了三遍“一块五一斤”，老太太愣是听成“四块五”，差点吵起来。后来张阿姨在棚子柱子上挂了个小黑板，用粉笔写价钱，但下雨天粉笔字一淋就糊了，等于没写。
“我在这儿卖了十一年菜，这个铁皮棚子啥都好，就是不挡事。”张阿姨把烟灰弹在地上，“它只挡太阳直晒，挡不住热浪；只挡小雨点，挡不住斜风。”
她说去年夏天她量过，棚子底下温度计顶到四十二度，比棚子外面高两度。她放的冬瓜、茄子，挨着铁皮的那一面总是先坏。她每天收摊都要把菜往中间挪一挪，挪了也没用，第二天照样贴边放。
第二个地方：巷口的公共厕所
公共厕所在六岔路的最东边，挨着早点摊。张阿姨说这个厕所她一天至少去三趟，有时候喝多了水去五趟。她讨厌它，不是因为脏——虽然确实不干净——而是因为位置太尴尬。
“那个厕所的门正好朝西，下午太阳一照，里面啥都看得清清楚楚。”她压低了声音，“夏天有些人穿浅色裤子进去，出来的时候后面一片水印子，蹲得久了汗溻的。我在这儿卖菜，不想看也得看。”
更麻烦的是，厕所门口的斜坡常年湿滑。下雨天她搬着一筐鸡蛋路过，得侧着身子一步一步挪，生怕滑倒。去年冬天她亲眼见过一个穿皮鞋的年轻人滑了一跤，手里的手机飞出去两米远，屏幕碎了。那年轻人骂骂咧咧地走了，也没找谁赔。
公共厕所的墙根底下长着一棵构树，树根把水泥地都拱裂了。张阿姨每次去厕所都要绕着走，因为树下面的地砖翘起来好几块，她推小拖车过的时候，车轮子卡进去好几次。
“我不指望它多干净，我就希望它挪个地方。哪怕挪到马路对面也好。”她说，“前年有个管公厕的领导来检查，我跟他提了一句，他记在小本子上，后来就没动静了。”
她还说，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厕所门口排队的人能排出五六米远。那边卖早点的赵老板数过，最多的时候排过十二个人。排队的里面有好几个是她的老主顾，就为了上个厕所，宁可绕路走，也不在菜摊前多停留。
第三个地方：早市散场后的尾巴
六岔路早市是早上五点到八点半。八点半一到，城管就在路口站着，喇叭里喊“撤摊了撤摊了”。但总有几家不收，磨磨蹭蹭地想把剩下的菜卖完。张阿姨说，她最讨厌的，就是这时段的“尾巴”。
“那时候没啥人了，就剩下我们几个摊子还在硬扛。菜都蔫了，掰开叶子都不水灵了，再便宜也卖不动。”她指了一下地上的烂西红柿，“这种时候，反正也没人管，就能看见一些人顺手干点小动作。”
她举了个例子：上个月有个穿灰褂子的男人，趁她转身拿塑料袋的时候，顺手从她摊子上捞了两把香菜的葱，塞进自己买的菜包里。张阿姨看见了，没喊。她跟我说：“喊啥？那两把葱不值三块钱，喊起来耽误我收拾摊子。”
还有一回，一个收废品的老头趁着撤摊的乱劲儿，把旁边摊主没卖完的茄子往蛇皮袋里装了半袋。那摊主正好过来，看见了，老头讪讪地掏出五块钱，说“我给钱我给钱”。那摊主摆摆手说算了，老头推着三轮车就走了。
张阿姨说，这种事儿不算偷，就是占小便宜。但她就是看着心里堵得慌。“早市卖的是个新鲜劲儿，早上五点半的时候人人都精神，眼光也亮。到了八点半以后，菜蔫了，人也蔫了，啥都不对劲。”
“这三样，铁皮棚子、公厕、早市的尾巴，是我十一年的菜贩生涯里最磨人的地方。”她踩灭烟头，“但真要让我换个地方卖菜，我还真舍不得这儿的人。”
这时候，修鞋的老李把布鞋补好了，递给我。鞋底用了一个新皮子，钉子砸得很平整，收了我八块钱。我付了钱，把烟盒里剩下的三根烟都给了张阿姨。她笑了一声，没推辞，把烟揣进兜里，然后弯腰去捡那几片烂菜叶子，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西边的太阳滑过梧桐树叶子，投在地上的影子歪歪扭扭的。路口有个穿校服的小孩跑过来，举着一块钱硬币，说要买一根黄瓜。张阿姨从车斗底下翻出一根还直挺的黄瓜，用秤称了称：“四两半，给五毛就行。”小孩给了钱，拿着黄瓜跑了。张阿姨把那一块钱硬币丢进腰包里，车轮顶上的破收音机里放着豫剧，唱到拖腔的时候，她把最后一个空泡沫箱扔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