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元小姐｜一个老教师的家访手记
上个月在社区活动室理疗，听见两个年轻人聊起“200元小姐”，说南街那家小店又换招牌了。我插了句嘴，才知道他们讲的是周玲——以前开缝纫铺的，收过学生两百块补课费那档子事。我在这镇上住了三十多年，认得她家三代人，趁周末拎了兜橘子去南街看看。
南街不长，从桥头到粮站约摸四百步。周玲的铺子缩在卫生院斜对面，铁皮门半掩着，门头“玲玲改衣”四个字褪成浅粉色。屋里一股樟脑丸味儿，两台老式缝纫机靠墙摆着——一台蝴蝶牌，一台飞人牌，电机皮带都松垮垮垂着，踩着还会发出“轧轧”的响，像旧年月的钟摆。
她坐在窗边矮凳上，膝盖摊着条牛仔裤，正拿拆线刀挑裤脚的线头。见我进来，把老花镜往头顶一推，笑了：“张老师，您可有一年没来了。”
锈掉的针脚
她倒茶给我，玻璃杯底沉着几片发黄的茶叶。我跟她提200元小姐这个叫法，她“啐”了一口，说外头人瞎传的。“哪是什么小姐，是那年冬天补课的事。”她放下杯子，从抽屉深处摸出个铁皮文具盒，生锈的搭扣崩开，里面一叠作业本，纸页脆得像干树叶。
翻开来，是九几年的算术本，铅笔字工工整整。“这是当初住我隔壁院子的婷婷写的。”她指着几页打了红钩的题目，“那时候婷婷上三年级，数学考四十分，她妈在菜市场卖豆芽，求我帮着看看功课。每天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我盯着她写二十道口算题，一个月收两百块。”
“两百块算多吗？”我端杯子暖手。
“在九五年，我老伴一个月工资才三百二。那两百块差不多顶半个月伙食。可婷婷她妈卖一个月豆芽，也挣不了几个钱。”
我隔着窗户看对面，卫生院门诊楼外排着打疫苗的队伍，几个年轻女人抱着小孩，穿粉色卫衣、牛仔裤，站得稀稀拉拉。周玲顺着我目光看出去，嘴角动了动。
“其实那个冬天，我只收了她一百二。她妈硬塞了两百，我退了八十。后来开春她爸从砖厂回来，提了只老母鸡放在我家门口，鸡爪子用布条捆着，脖子上的毛掉了几撮。我把鸡杀了炖汤，端一半给隔壁王大爷——他常年咳嗽，医生说肺不好。”
债与账
我问她婷婷现在在哪。她低头又挑了一处线头：“嫁到市里去了，去年带着她闺女回来过，小姑娘穿得干干净净，在我这改过两条裙子。婷婷给我塞了个红包，我说什么也不收——她小时候那双棉鞋底子磨穿了，脚趾头露在外面，我给纳了双千层底，人家如今还记着。”
她把拆下的线头捻成一团，抛进脚边铁皮盒。“那两百元小姐的名号，背后其实是一桩旧债。”她停了停，“我念书那会儿，全班就我一个穿补丁裤子的。语文老师姓陈，是个上海来的小姑娘，她把自己一件蓝呢子大衣拆了，给我翻改一条裙子，没收过一分钱。”
“后来陈老师调走，我把那条裙子一直留着。前几年衣柜漏水，裙子发霉烂了一半，我拿碎布拼了个包，现在买菜还背着。”她拽过身后帆布包给我看，深蓝布面上确有块浅的补丁，走线密匝匝的。
压线的车辙
日头偏西时，一个穿黄马甲的外卖员停在门口问路。周玲站起来指了方向，顺手把牛仔裤晾到窗帘杆上。那裤子膝盖处已经补好，她踩着缝纫机又加固两趟，线迹呈“之”字形，压得平实。
“张老师，您说如今谁还稀罕改衣服？商场里裙子九块九包邮，穿半个月就扔。可这镇子总有人裤腰肥三寸，袖口短半指，来找我放一放，缩一缩。”她低头绞线头，剪刀刃在指间翻了两转，“我收八块钱一条，每天修五六件。”
“够生活费？”
“月初缴电费水费，月底剩几百。好在房子自己的孩子，又没有贷款。”她突然笑了笑，皱纹从眼角挤到鬓边，“比当年收那两百块钱心安。那会儿攥着票子，总觉得烫手。”
三个学生结伴进来取校服。其中一个女孩掏出一把零钱，钢镚儿在柜台上码成小小的圆柱。周玲一粒粒数过，又拿橡皮擦掉桌上铅笔做的记号，从木盒里摸出三粒薄荷糖给她
孩子们走后，屋里又静下来。缝纫机皮带绷在转轮上，落满灰。柜台玻璃下压着一张黑白合影，二十来个半大孩子站在旧教学楼前
我临走时问她明年还摆不摆摊。她拿鸡毛掸子拂了拂熨衣板上的布灰，窗外一阵风吹过，把墙上的挂历翻到腊月那页，红笔圈着好几个日期。她没回答，只把铁门的插销拨开半寸，好让穿堂风把樟脑味冲淡些。
第二天清早，有人看见她坐在桥头石墩上吃馒头，怀里抱着个铝饭盒，盒盖空隙露出半截针线。馒头屑掉在膝盖上，她也没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