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郎庙的鸡窝都搬到哪里去了｜一张购鸡凭证引出的街坊寻访记
那张淡黄色的收据，是1997年4月12日开出的，盖着“二郎庙街办副食站”的蓝章。上面写着：“今收到王秀兰交来购雏鸡款，贰拾叁元整，取鸡地点：二郎庙鸡窝旧址东侧第三间。”我把这张纸摊在桌上，手指点着那一行字，心里头直犯嘀咕——二郎庙的鸡窝都搬到哪里去了？王秀兰是我妈，当年买二十只来航鸡，就为给我攒大学学费。
我打小住在二郎庙西巷，这条巷子窄得只容两辆自行车并排。巷子底上有一座小庙，砖砌的台基，瓦顶长满了瓦松，门口立着两个石鼓。庙里没供神像，倒成了街道的杂货仓库。真正让“二郎庙”这三个字叫得响的，是庙后面那片宽大的空场，街坊都管那儿叫“鸡窝”。
从庙后空地到棚户区
1980年代初，二郎庙的鸡窝是这一片最热闹的地方。各家各户在空场上用竹笆、油毡搭起半人高的鸡舍，横七竖八地排着，有三十来间。我妈的鸡舍紧挨着老槐树，树杈上挂一只锈铁铃，一摇就是开饭的号令。每天清晨四点半，鸡叫连成一片，住在隔壁的赵木匠总骂：“再这么闹，我拿刨花堵你们的鸡嗓子！”骂归骂，他家的蛋孵箱还是摆在鸡窝最北头，靠槐树荫凉。
我记忆里最清楚的是鸡窝门口挂着一块黑板，粉笔字写着“今日种蛋价：每枚四毛”。有一行小字被人擦了又写，写着“老张家的芦花鸡下了双黄蛋，要的留言”。这些字迹在1998年的雨水里渐渐模糊了，因为那年秋天，整片鸡窝接到通知——要腾出来修集贸市场。
搬家那天下着小雨，我妈蹲在鸡舍前摸了半天，把最后一只老母鸡抱在怀里。赵木匠拆了他的孵箱，说要去南郊另寻地方。黑板上那块“二郎庙鸡窝搬迁去向登记表”贴了三天，上面列出的新地址有七处：东郊苗圃、北河沿土坡、农机厂后墙、粮站晒场旁、铁路桥洞西口、菜地泵房边、还有一处在城隍庙后巷的废弃煤场。每条后面有人用圆珠笔填了名字。
寻访七处旧窝棚
上个月退休后，我蹬着老自行车，按那张登记表挨个去寻。先说东郊苗圃那一处，现在成了花卉市场，摆满蝴蝶兰和发财树。看大棚的老周告诉我，原先养鸡的围栏拆了，土里还翻出过鸡蛋壳。北河沿土坡建了滨河步道，走路锻炼的人听见草丛里有鸡叫？那是谁家放养的几只油鸡，跟二郎庙的鸡窝没瓜葛。
农机厂后墙那一片最叫我意外。墙根下还立着半截水泥鸡槽，槽底积了厚厚的干粪，旁边栽着一排香椿。看门的老头姓刘，当年就是他从二郎庙搬过来的，他说：“养了八年，后来厂子改制，地皮卖给了开发商。”他指了指远处的高楼，说鸡窝都在那底下压着。
粮站晒场旁的空地变成了社区健身角，几位老太太在扭腰器上聊天。我问她们原先的鸡窝，一个穿灰布衫的老太太笑了：“你是找王秀兰家的吧？她的鸡最能下蛋，一天一个不少。”她指着现在跳广场舞的水泥地——“这就是你家鸡窝的位置，后来盖了车棚，前年车棚也拆了，做了这个跳舞的场子。”
铁路桥洞西口的鸡窝搬去了垃圾中转站隔壁，气味不对，养不长。菜地泵房边的早没了，泵房还在，铁门锈穿了洞。城隍庙后巷的煤场改建了社区食堂，一进门飘着馒头香，墙上有幅老照片，拍的是1985年煤场风貌。
一张后续的领鸡单
我把寻访结果讲给母亲听。她从樟木箱底翻出另一张纸——1999年开春，她凭收据去铁路桥洞西口的临时鸡舍领了最后一批小鸡。单据背面用铅笔写着：“菜市要盖大楼，临时点保留到月底，再搬就搬到南门外废砖窑。”南门外现在是大超市，停车场的地砖缝里，偶尔钻出几根鸡毛菜。
“鸡窝这东西，跟墙头草一样，风一吹根就跑。”母亲把两张单据叠好，又塞回箱底。窗外唰地过了一辆洒水车，水雾在日光里散开，有几粒土屑沾在玻璃上，她没去擦，望着远处新建的住宅楼说，“你听，那楼底下汽车喇叭响得跟鸡叫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