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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火车站卖淫｜老站房根下的市井烟火三十年

1997年春天，我在保定火车站西侧的小胡同口支了个修表摊。铁皮箱子打开，零件铺在绒布上，抬头就能看见售票处那排灰砖墙。每天傍晚六点，从北京过来的绿皮车咣当进站，人群涌出来，胡同口就热闹了。拉着行李箱的、扛着蛇皮袋的、抱着孩子的，都往我这边挤——不是修表，是问路。

那年头保定火车站周边没这么多旅馆，胡同深处有几家挂着“旅社”牌子的平房。老板娘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串钥匙，见着单身男人就凑上去，压低嗓子问一句：“住店不？有热水，有电视。”我修表这些年，听惯了这话。后来有人管这叫卖淫，可那会儿就是做买卖，一晚上二十块钱，床单洗得发白，暖气片烤着潮毛巾。警察来查过几回，老板娘总能把人从后窗户送走，动作比取表芯还利索。

摊子边上的众生相

我的修表摊正对着公交站牌，等车的人站在那儿，眼睛往胡同里瞟。有穿黄色夹克的，有拎着公文包的，还有戴蛤蟆镜的年轻人，踌躇半晌，还是拐进去了。老板娘叫小凤，河北涞源人，跟我同岁，那年她三十四。她常在我摊儿上买瓶汽水，蹲在马路牙子上跟我聊两句。

“老魏，你说我这行当算啥？比拉板车的倒腾货的，贱吗？我不偷不抢，就赚个住宿费。客人愿意来，我给口热汤，天亮各走各的。”

她说这话时，手里扒拉着饭盒里的白菜粉条。我低头拧着表后盖，没接话。我知道她男人在建筑队摔断了腰，躺在床上三年了，三个孩子在老家上学，每学期的学费都指望着这些客人。那条胡同里像小凤这样的，有七八个，年龄从三十到五十不等。她们管这叫“干服务”，客人管这叫“找乐乐”，官方文书上写的是卖淫。

2003年火车站改造，东边那片铁皮棚子拆了，盖起了三层楼的正规旅店。小凤她们挪到更深的巷子里，挂上了“住宿”的灯箱，晚上亮起来，粉色的字在雾霾里忽明忽暗。我的修表摊也跟着挪了三次位置，最后固定在出站口右侧的花坛边。每天旅客来来去去，有人走错路，误入那条巷子，又被守门的大姐拉回去。

修表匠的旁观记录

我修过最贵的一块表，是西城区一个做建材生意的老板送来的，江诗丹顿，表蒙子裂了。他穿着皮夹克，腰里别着手机，站在摊前等我换玻璃，电话响了，他接起来骂下属：“废什么话，我在保定谈事呢！”然后朝巷子的方向努努嘴，快步过去。

也修过最贱的——一块上海牌机械表，主人是环卫工，四十多岁的女人，风吹日晒的脸黝黑。她递表过来，我问哪儿坏了，她指着秒针：“一走就走得慢，跟人似的，不催就不动。”我拆开后盖，发现是游丝捻了，弹簧似的拧成麻花。换一根游丝要十块钱，她摸了半天兜，把零碎的毛票数出来，凑了八块五，我摆摆手：“算了，下回多照顾你生意。”

她拿走表时没走胡同，而是绕到车站广场，蹲在台阶上喝了半瓶自来水。后来我听扫地的老头说，她男人跑了，她白天扫街晚上去小旅馆做保洁——就是小凤那几家店。保定火车站卖淫这个事，就跟这古城的城墙砖似的，掀开一层还有一层。最底层不是坐台的，是端水叠被的。

年份	形制变化	我的摊子位置
1997年	胡同平房，老板娘拉客	出站口西侧
2005年	暗门三层楼，电话召叫	公交站牌北边
2016年	监控布防，只剩零星传闻	站前广场花坛

车站改造那年，有个穿制服的年轻警察在我摊上买矿泉水，闲聊时说他们分局接到举报，晚上突击检查，抓了四个。他苦笑：“堵不如疏，老哥你说对不对？把人都拦了，她们就钻下水道里去。”他骑电动车走了，车后座绑着对讲机，绿灯亮了，他拐进站前街，车屁股冒着蓝烟。

老手艺的黄昏和车站的夜

如今我的摊子还在，只是修表的人少了。年轻人看手机，手腕光秃秃的。我每天上午十点出摊，下午四点收，带个收音机听评书。偶尔有中年男人走过来，蹲下问：“师傅，我这表带松了，能截一截不？”我接过来，用改锥拨开轴节，推掉两毫米。他等着，眼睛往巷子口横一眼——那些旅社的灯箱还有，但暗得多了。

前年冬天，小凤来过一次，穿呢子大衣，头发染黑了。她递给我一袋橘子，说是老家新摘的。她男人去年没了，孩子们都进了城，一个在石家庄开出租，一个在天津学装修。她说她把旅馆盘出去了，现在在公园门口卖糖葫芦。“魏哥，你那螺丝刀子卷刃了吧？”她笑，眼角全是褶子。

天色黑了，车站广场的灯一盏盏亮起来。我弯腰收拾摊子，铁皮箱子“哐”一声合上，把早年的表带、螺丝、放大镜和灰暗的记忆都锁进去。远处有人吆喝“去保定站，最后一班车”，穿堂风卷着纸屑，那些旅社的窗户一扇扇熄了灯，像那只被拧歪游丝的老上海表——推推走走，走走停停。如今我手上那柄改锥尖都磨圆了，攥在手里凉滑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