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处女要多少钱呢｜春茶季的价目表上没写的事
正月初八，南街茶馆还没开门。我提着两斤桂圆干，站在旧木门前的石阶上，等老周来开锁。这间铺子我守了十一年，前年转租给他卖散装茶叶，但钥匙串上还留着我那份。屋檐的冰棱开始滴水，一滴，两滴，砸在青砖上，溅出细小的泥点子。
老周骑自行车来的，后座绑着蛇皮袋，里边是今年刚收的明前茶。他掏钥匙时，袖口露出半截计算器——去年就坏了，数字键缺个“7”。我问他，这一袋子能卖多少。他说看行情，又问我要不要捎二两给外甥女。
我今儿不是来买茶的。隔壁裁缝铺的林嫂托我打听，她家侄女在镇上读了职高，想到城里找活干，又怕被人哄。林嫂的原话是：“这年头，想找个靠谱的东家，比找个处女还难。”她说完自己也笑，补了句：“你就是这一片的活字典，帮我问问，这一问得花多少钱呢？”
“钱不钱另说，”我掸了掸围裙上的线头，“先得知道这是个什么价码的‘问题’。”
账本上的两行字
茶馆里还没有客人，老周给我泡了杯高碎。我翻出随身的蓝布包，里头有几张泛黄的收据。十年前，这街上还有三家裁缝铺，现在只剩林嫂一家。当年有个从省城来的皮货商，喝多了酒，拍着柜台问过一模一样的话。他问的不是人名，是一个“价”。我用擦柜台的白毛巾挡住他的酒杯，说：“你要找的人，她爹妈还没想好数呢。”
皮货商后来没做这单生意，倒是每年冬天来买三十斤核桃。他总说城里楼高，不如我们镇上的土路踏实。去年他再来，头发白了一半，说起当年那句话，摆摆手：“年轻时犯浑，您别记着。”我把核桃装袋，称杆子打得高高的，多给了半斤。
林嫂来取消息那天，脸上擦着三十年前的雪花膏，香味把老周的茶叶味都盖住了。她坐在我这边的长凳上，手搭着膝盖：“租房贵，吃饭贵，我侄女要是工资全搭进去，还不如在镇上卖凉皮。”她掏出手机——是老款诺基亚，屏幕碎了半边——拨通电话：“你别急，咱再问问。”
柜台上下
晚上的账我理到九点，理出一张单子。这一整天，我听到的“处女”一词只在两种地方出现过，一是林嫂打趣时，二是对面洗车铺的小伙子喊他女朋友——那女孩总穿白鞋，他喊“小处女，把我那件褂子晾了”。姑娘追着他骂，手里的衣架抡成风车。玻璃窗关着，我听不见骂的什么，只看见她笑着，嘴唇动得像吐瓜子皮。
洗车铺老板是本地人，姓马，养着一条黑狗。我隔着街问他，你给伙计开多少工钱。他抹了抹机器上的水珠：“一个月三千，包两顿饭，星期天休半天。你要介绍人？”我说不是。他说：“那你打听这做啥？现在小姑娘心气高，一个月给五千还嫌累呢。”
我没接话，给他往里推了一包槟榔。他嚼着槟榔忽然说：“老板娘，你说人怪不怪，非要问什么叫‘处女’。我在这洗六年车，见过各式各样的新车旧车，人家问车况从来不说‘新没开过’，都是‘去年四月上牌，跑了三万六，有小剐蹭’。人倒好，爱拿看不见的东西标价。”
马老板这话，让林嫂的侄女在第二天中午亲自来了一趟。她穿了件棉袄，领口露出织得歪歪扭扭的红围巾，揣着林嫂写给我的纸条。纸条上说，城里那个收银的活她把位置让给了同班同学，她自己想学美甲，问镇上有没有人教。
我领她去隔壁老周那儿借了本旧杂志，上面有一页美甲款式图。她蹲在门槛上，手指头顺着图上的花纹画，指甲缝里还留着浆糊的痕迹。老周喂她一杯温茶，说：“学手艺不要钱，要的是工夫。你先把天天练摊的工夫蹉跎过来，再说‘钱’字。”
灯下的秤
那天晚上收店，我照例把铁皮门往下拽，听见马老板的黑狗在街那头叫。灯光照着，马路牙子上坐着一个姑娘，就是白天蹲着看画的那个。她仰着头，数星星，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隔得远，我喊了声：“围巾冻硬了，回家吧。”
她回了句什么，风把它吹散。我数了数抽屉里今天一共进账六十四块钱，找给顾客的零钱里，有一个五毛硬币，边缘磨得发亮，像块小镜子。我把它单独放进蓝布包最里层的小口袋里——那里还放着几片旧羽毛、一枚断齿的发卡、一张写错数字的收据。
秤杆上一夜之间落了多少灰尘，第二天早上再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