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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快餐街｜一张旧饭票勾出的市井烟火

我手上的这张粉红色饭票，是1998年在鄂州快餐街中段那家“刘记快餐”用剩下的，面额两块五，盖着“凭票取餐，概不退换”的蓝章。票面皱得能看出当年反复摩挲的指印，边缘被撕掉一个小角，正好缺了“快餐”的“餐”字最后一捺。

说起这条街，老鄂州人都管它叫“干饭街”。它不长，从南浦路拐进去，到古楼街口收住，大概三百步的脚程。街两边的梧桐树是1985年栽的，树冠现在能盖住整条人行道。树底下挤着十七家馆子，油烟把墙面熏成一种深浅不一的酱色——浅的是拉面馆，深的是小炒店，常年爆炒的那几家，墙皮都起了油亮的包浆。

饭票背后的那个中午

这张票是那年六月十二号用的。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正下着暴雨，雨点砸在人造革的雨棚上，噼里啪啦像是有人在头顶炒豆子。刘记快餐的老板娘姓刘，四十来岁，扎着个低马尾，算账从来不用计算器，全靠心算，找零钱的时候手指在围裙上蹭两下，再递到你手里。

那天的菜是青椒肉丝、红烧茄子、西红柿蛋汤，米饭管够。我坐在靠门的塑料凳上，脚边放着一袋刚从明堂市场批发的袜子。雨太大，走不了，索性又要了一碗免费的咸菜汤，就着泛黄的《鄂州日报》看了半个钟头。报纸第三版上写着市里要规范小吃街的经营秩序，我记得那行字用的是黑体，比别的字粗一些。

当时刘老板端着菜盘子路过，瞟了一眼报纸，嘬着牙花子说：“规范？规范了街还是这条街，饭还是这碗饭。你看着吧，等规范完了，这条街的锅气也散不了一半。该排队还是排队。”

后来真的排过队。九十年代末，鄂州快餐街是全市最热闹的午饭据点。附近的鄂钢工人下了早班，穿着蓝布工装，顶着安全帽就挤过来。卖瓦罐汤的那家，炉子砌在街边，一溜十二个砂罐，用铁皮盖子压着，掀开的时候白汽能蹿上去三米高，馄饨、排骨、莲藕，一股脑儿炖在那，连汤带肉舀一勺，浇在米饭上，那叫“盖浇”。工人师傅们不讲究，蹲在路沿石上就能扒拉完一大碗，碗底的油星子甩在地砖上，经年累月积出一片滑溜溜的暗色。

街面的三样硬货

鄂州快餐街有“三样拿得出手的东西”：

• 第一样是藕汤泡饭。用的必须是梁子湖的九孔藕，粉得掉渣，肉骨头得用筒子骨，熬到汤色发白，表面浮着金黄的油珠。饭倒进去泡三秒就捞，粒粒分明又裹着汤味。
• 第二样是锅贴饺子。那家店不挂招牌，就一个铁皮棚子，老板姓彭，平顶头，脖子上永远搭条白毛巾。煎饺的锅是特制的，直径有一米二，能一次码两百个，底子煎出锅巴，黄澄澄的，咬一口咔嗤响。
• 第三样是绿豆沙。夏天最熱的时候卖得最好，老板是母女俩，用木桶装着冰镇的绿豆沙，加了海带丝和一点陈皮，甜得低调，解腻管用。

换票年代的口舌记忆

当年街上的馆子门口都竖着一块小黑板，粉笔字写着今日菜价。肉丝炒面三块五，盖浇饭四块，加一个煎蛋多五毛。有家卖包子的，每天现包现蒸，老面发的，馅里搁了胡椒粉和姜末，早上七点出笼，十点准卖完，晚了连筲箕底子都是空的。

买饭大多先用“票”——那种纸质就餐券，各单位食堂发的，也通用于这条街。后来渐渐地，大家改用现金了，但票没被扔掉，夹在旧本子里，压在抽屉底层。我这趟回来，是想把这张饭票还给刘老板。结果走到中段一看，刘记快餐的位置变成了一家连锁奶茶店，玻璃橱窗明晃晃的，吧台上摆着一排塑料假橘子。

旁边的老街坊告诉我，刘老板前年回了梁子湖老家，儿子在武汉开货车，她帮着接送孙子。店面盘给了亲戚，开了半年麻辣烫，又改了现在的奶茶。不过她娘家侄儿还在街尾开了个早点摊，招牌就叫“小刘热干面”，味道用的是她当年调的芝麻酱配方。

我往街尾走。雨是停了，地面淌着淡灰色的积水，倒映着新换的路灯杆。快到小刘热干面摊子时，一个穿碎花罩衫的老太太端着一碗莲藕排骨汤从眼前走过，碗边泛着熟悉的油光。隔壁卖鸡冠花的中年男人用普通话问我：“找谁？”我说找小刘，他指了指前面说，就在药房和卤味店中间，门脸不大。

摊子上真的坐着一个年轻的“小刘”，和记忆中刘老板一个模子——圆脸，左眉梢一颗小黑痣，只是头发剪短了，穿着柠檬黄的T恤。她正低头给一碗面下卤水，鹌鹑蛋和萝卜丁码得整整齐齐。我把饭票放在搪瓷盘边上，她瞥了一眼，没声张，顺手用锅铲压住票角，然后抬头说：“坐嘛，吃热干面还是吃粉？”

我点了碗热干面，芝麻酱调得老浓，拌开的时候焦香带甜。面吃到一半，我觉得口袋里有东西硌着膝盖，掏出来，是小刘塞回来的那张粉红饭票。票面上多了一行圆珠笔写的小字：“1998年的汤，还在那条街炖着。明早来，刘记藕汤重新开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