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p站｜老课本里夹着的一九八三年轮渡票
抽屉底层那本《工农业基础知识》的第三十七页，夹着一张淡绿色的硬纸船票。票面被压得平整，中间那道浅浅的折痕里还嵌着几粒黄沙。票上印着「中国p站」四个铅字，下面一行模糊的小字“滨江—新港”，票价一角五分，日期是1983年7月12日。那天是我调回县城中学任教的第七年，暑假头一天，带着女儿小鸥去江北看荷花。
那会儿没有跨江大桥，过江全靠轮渡。早班船六点开，售票窗口排到码头闸口。我攥着老式牛皮钱包，前头一位穿蓝布衫的大娘数出八张皱巴巴的纸币，全是两分五分的小票，凑齐一毛五递进去。售票员把票从窗口推出来时，日光正好打在票面上，那个圆形站徽亮了一下——齿轮纹路里嵌着锚链，下头就是“中国p站”四个字。
小鸥那年九岁，趴在我膝盖上问：“爸，站牌上写的p是什么？”我没回答，指着江北岸那片灰蒙蒙的水杉林说：“到了那边，荷花开得比脸盆还大。”
船是双层的铁壳船，下层载自行车和生猪。上层的长条木椅上坐满人，有人剥橘子，橘皮气味混着江风水汽，闷在舱里。小鸥靠窗，数江上漂过的拖队，排成串的驳船像铁皮蜈蚣，船尾炊烟直直地升上去再被风拧断。船到江心时，检票员板着面孔走过来，挨个核对票角剪没剪过。我至今记得那把黄铜检票剪，手捏的把柄磨得发亮，咔嗒一声，票上落下半月形缺口。
那时候“中国p站”这个牌子，不光管着轮渡，还管着沿江六个码头——煤炭码头卸山西来的黑块，沙石码头堆着小山似的黄沙，客运码头日夜有人搀着老人过跳板。站房背后有一排平房，敲钟的老周住在最东头，每天五点半敲起床钟，九点半敲熄灯钟。他手里那口钟是1958年从旧货市场淘来的，钟身上磕掉一块漆，但声儿特别亮。
过了两天，我们又坐这趟船回来。江北的荷花看着走样，开得稀稀拉拉。倒是码头边的凉粉摊生意闹猛，高脚条凳上坐着没赶上班次的人，端着青花碗，溜圆的凉粉捣碎，浇上酱油醋和辣油。小鸥嫌辣，蹲在地上看摊主的白猫舔盘沿。我站到自己那张票根都找不见的地方——船票要交回去，但凭折痕里的黄沙记住七月十二日。
去年清明，我带孙子去江北扫墓，大桥开车三十五分钟。路过江南老站房，铁门锁着，墙上的红色标语退成浅粉色。窗口早就没了人，但顶端那行“中国p站”的塑钢字还在，只是“p”的竖画缺了一截，像打了个趔趄。
物件翻出的旧账
清理杂物时，我还翻出一沓《乘客须知》。那纸薄得透光，印着检票时间、行李限重，末尾一条写着“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品”。但老乘务员私底下讲，八一年拉木材的船着火，前后不过二十分钟——烟头烫着皮线，烟味混着松脂味窜遍全舱，跳江的有十七个。
没人把这类事写进门票的角落。那张绿色的票价单反面空着，我拿圆珠笔抄过一首陆游的《夏雨》：“兰花开尽荷花开。”字迹在正面墨水印透的地方洇开一个点，那个点恰好压在印刷体的“国”字上头，倒像是给这个字上了个棕色撇捺。
冬天落雪，客运站歇半日班。候船室的铸铁炉子里烧煤球，锈红的水壶盖自己弹开两条缝，咕嘟咕嘟冒白汽。看门老亨利卷着报纸追炉灰，忽然说：“中国p站四个字是64年哪个画家刻的，那年他姑娘嫁了开驳船的，要跟船跑长江，画家便把站名描大了一圈，说姑娘下船抬头就能看见”。老亨利去世多年，认不认识这么一位画家无从对证。但那年确有把站名描粗的事，因为过年时拍的全家福背景里，站牌比我的工资级别扎眼。
码头边的水煮蚕豆
最结实的东西都是软的。比如船票边角慢慢磨得起毛，往人衣服口袋里蹭久了会褪一层色，可印刷的墨痕在底层骨头上留着，又比如码头上那家蚕豆摊子。摊主洪大婆吆喝“水煮蚕豆，一分钱一小盅”，粗瓷小盅是从日寇炮楼拆掉后埋的瓦砾堆里挖出来的，手捏的边沿全毛了。
我问洪大婆怎么确定那炮楼年代的，她翻开锅盖，热气扑上来，拿夹蚕豆的竹筷子点了点东边桥墩角落：“皮里头露出来的钢筋，螺纹是粗的，跟83年兑的那批不一样。”桥墩当年是“中国p站”扩建仓库打的基座，混凝土里碎石头大过拳头。开船喇叭响第二遍时，洪大婆讲：“我做蚕豆的桌子就是那桥墩移过来铺平的，三十二年，桌子腿烂了两回，桌面还和化得没法画线头。”
最后一张使用过的轮渡票
九七年大桥通车前夜，末班船二十二点二十开。我特地赶去坐了一趟。
那夜江面上起雾，船头挂一盏黄灯泡。驾驶舱玻璃门后伸出一只手，黄铜检票剪在灯影里闪一下——剪过一叠空白的绿票面，那是备用品，作废后照例该撕掉。但年轻的值班长陈栋没撕，他把整叠票塞进工作服口袋。
| 物品 | 票面数字 | 边缘状态 |
| 绿票（样本票） | 0.15元 | 右下角有裁纸回弯痕 |
| 红票（军人票） | 0.10元 | 一角骑缝印缺个角 |
陈栋后来调去大桥管理所，把那一叠票压在玻璃台板下面。有一年我来站房拿退休证明，顺路看他，他掀开玻璃板让我摸一摸最上面那张的厚度——已经摸出绒布感，颜色褪成浅草绿。
“这个便宜两分钱，但去江北的船票一直没涨。”他指着红票说，“小站关了，这个还是真的。哪天大桥也旧了，别人还能从这层纸上撕下什么来呢。”
我转身走的时候，他柜台上的电子钟显示8月14日——正好是大桥通车那天拆闸门的年份。桥面上的新路灯一根一根扑过来，影子压在老码头的碎石上。
如今那张1983年的船票又躺回我老课本里了。上个月收拾窗台花盆，被水汽泡软的那个瓣子又翘起来一角，墨绿的碎沙从折痕里掉出几粒，落进我掌心。我弯腰倒掉它，那几粒东西就落在阳台的水泥缝里，给来来往往的蚂蚁扛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