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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姐一次接待多少人|开门七件事,茶馆里的待客账

老西门那排梧桐树底下,胜利茶馆的蓝布门帘挂了四十三年。我退休后没事,常去坐下午场,听水壶响,看老板娘桂珍记流水账。有人问过:小姐一次接待多少人?这问题搁茶馆里,问的是跑堂的“小姐”端茶递水,一趟能照应几桌。

桂珍总拿铅笔头点着账本说:“**店里规矩,上茶一壶配两只杯子,多一把茶匙都不行**。”她说的“小姐”,是店里雇的两个安徽姑娘,穿蓝布围裙,头发用网兜挽住。从柜台到最里头的八仙桌,直路十五步,来回一趟,手里托盘最多放四碗盖碗茶。配四碟瓜子花生,再添四块绿豆糕,那是一只樟木托盘的满额。再多,手腕子吃不住,滚烫的茶水泼出来,不光烫了脚面,还得赔人家衣裳。

一、早市那一波,数的是桌面不是人头

早上六点到九点,是茶客最密的时辰。扫街的、拉板车的、修鞋的,都是弯腰进来,把帽子往桌上一扣,喊一声“照旧”。桂珍不回头,冲后厨叫“两开”,意思是两壶开水。这时候问小姐一次接待多少人,不看人,看桌。

店里九张桌子,靠窗三张拼成长台,能坐十二个小伙子。靠墙六张方桌,每桌四条板凳,满打满算三十六人。两个小姐分片包干,阿云管左半边,小翠管右半边。从提壶到送毛巾,再到收走空碟子,一个人管二十七个座位。忙的时候,她们手里夹着四方茶盘,盘底垫湿布防滑,一趟能带出三壶水、六只杯、两筒茶叶。托盘底下再夹一卷手纸,那是给流汗的茶客擦脖子用的。

最挤的那年夏天,电风扇在房梁上吱呀转,汗味混着烟草味,整个屋顶都是潮的。阿云往人缝里侧身走,肩膀几乎贴着人的后背,嘴里不停说“借光”。她一个上午换三条毛巾,围裙前三袋满了单据,用皮筋扎起来往抽屉里一放。那一趟,她一个人从灶间到堂口,走了四十二个来回。桂珍后来跟她商量:“姑娘,你要是撑不住,中午歇半个钟点。”阿云摘下套袖擦汗,说:“不用,我数得过来,这边十一桌,那边八桌,拢共一十九摊,每一摊添三次水,我心里记着数。”

要知道,那时候茶水钱便宜,五分钱一位,无限续水。茶馆挣的是人气,不是茶水。小姐一次接待多少人,直接关系到客人能不能刚坐下就有茶喝。等太久,人家抬脚就走,板脸骂两句“店大欺客”,隔壁新开的“春来茶馆”就又多了一名主顾。

二、午后独桌,一次只照应一位老主顾

下午两点以后,茶馆换了一拨人。下棋的、听评书的、睡午觉的,多半是上了年纪的退休工人,或者专程来谈事的生意人。这时候,小姐一次接待的人数要往下降。桂珍盯得紧,谁要是端着大托盘在新来的老主顾身边晃,她准拿掸子敲柜台。

老常头,住在文昌街尾巴,每天下午雷打不动来坐两个钟头。他要一壶龙井之外的本地花茶,配四片云片糕,糕必须摆在碟子的东南角,朝着窗户。这个规矩,全店只有小翠记得住。小翠后来学乖了,每次只给老常头上茶,盘子里不放别的,省得拿错了东西惹他不痛快。老常头常说:“翠儿啊,你这一步一趟路,比谁都快,我就认你这门腿脚。”小翠答他:“常伯伯,我不图快,图稳当。您这桌,我一次就伺候您一位,谁来了也不加塞。”

那段日子,茶馆后屋住着个说书的张先生,逢周三下午开讲《隋唐》。门口挂出小黑板,上头用白粉笔写“今日八仙过海”。到了这天,店里加六张方凳,小姐一次接待的人数就往上涨。小翠得在讲书开始前,给三十几号人每人手里塞一碟葵花籽。她手脚麻利,但每次都算得分毫不差——讲书时间是两个小时,中途不休息,所以她只走三趟:开场一趟发零食,中场一趟续一遍水,散场一趟收碟子。绝不能多跑,多跑一步,踏板声响,张先生就得顿一顿,拿醒木一拍:“哪里来的急脚鬼?”

三、夜里收尾,账是数着一只只杯子定的

晚上八点半,店里开始收摊。昏黄的白炽灯泡拉亮,桂珍把铁皮盒子打开,一枚枚硬币丁零当啷倒出来,她拿手指头拨着数。这时候不看人头,看杯子。

洗杯子的盆是锌皮的,斜搁在水池边。阿云和小翠分头从桌上收茶杯,摞成三叠,每一叠十二只。两只残缺豁口的,放在手边篮子里,是不算数的。桂珍的规矩很死:茶杯总数除以二,就是当天的“客次”。因为每杯茶配一只茶托,茶托跟杯子上都有对不上的暗记,用指甲划的一道痕。要是杯子多出来两只,那一定是哪桌客人没喝,白倒了。她念叨:“小姐一次接待多少人,我心里有杆秤。下午老常头来算一位,傍晚对门鞋店的老曹来喝一壶算一壶,夜里过路的卡车司机进来讨热水,那不算茶客,是施的善。”

最难的,是梅雨天。地板潮湿,滑得能溜冰,杯子放在托盘上晃。那一年端午前后,连着下了一星期雨,店里客人少,阿云闲着没事,拿抹布把柜台擦了整整三遍。小翠闲不住,跟桂珍学包茶叶,用手一抓就知道几钱。桂珍说:“以后我不在了,你们也得记着,三三两两是活,一字排开是忙。人再多,心里也得一个位置一个位置地放。”

有一回,街道办来检查卫生,看见后屋堆着一摞洗好的茶巾,问这是干嘛用的。小翠答得利落:“给客人擦椅背的,夏天汗多,滴到凳子上,下一人坐不舒服。”检查的人点点头,在本上写了一个“好”字。

去年秋天,老常头走了,家人来收拾遗物,翻出一张泛黄的纸片,写着一个号码。他儿子拿给桂珍看,桂珍戴上老花镜,认出那是小翠刚来时,用铅笔写在自己手背上的工号。她没说什么,把纸片放回信封里。那之后下午场,小翠还是照常给那套靠窗桌椅擦灰,但不再摆云片糕了。她偶尔站在窗边,看梧桐叶子一片一片落下来,掉在柏油路面,被自行车碾过去,发出轻轻的咔的一声。风又从门缝里挤进来,吹得蓝布门帘晃了晃,像是有人掀帘子,却没人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