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的城中村绍兴打工人住的最多的｜越城东片那片窄巷与晾衣绳
我退休后有个毛病，隔三差五爱去城东那片城中村转悠。昨天下午三点多，日头偏西，我又晃到了永宁村。这地方在越城区东边，紧挨着袍江工业区，骑车过去不到二十分钟。路口那块蓝底白字的牌子——永宁村——漆都掉了大半，上头落着灰，像块没人顾得上的旧门板。
绍兴的城中村绍兴打工人住的最多的，这话不假。永宁村是其中之一，还有隔壁的横桥、周家湾，连成一片。村里头的房子多数是四十来年的两层楼，白墙被雨水淌出黄褐色的痕。楼和楼之间挤得很，最窄的巷子两人对穿得侧身。头顶晾衣绳横七竖八，又细又密，太阳好的时候花花绿绿的褂子、工装裤、床单像万国旗挂满一片天。
我走进去，先闻见一股酱油和煤气的混合气味。巷子口第三户，门开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正蹲在脸盆前搓一件蓝灰色工作服，肥皂沫子泛白。
“厂里边今天停电，工人歇半日。”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头搓，“我刚来第二年，这里房租两百八十块一个月，现在三百五十了。”
她叫刘桂兰，安徽阜阳人，在袍江的纺织厂干了快六年。我问她住哪间，她用手背朝后楼的二楼指了指。那间屋大约十个平方米，搁下一张床、一张折叠桌和一口带轮子的箱子。窗口晒了一溜子的腊肉，用铁丝穿着，红白分明，风一吹，油光闪动。屋子没有独立厨卫，厕所在巷子拐角的公厕，蹲坑，水龙头在屋檐底下。
一间屋里攒日子
黄昏前，上白班的工人陆续回来。巷子里脚步声碎而密，拖鞋落地时啪嗒响。有个瘦高的男人拎着一袋馒头，站在楼下一角，就着手机看微信。他姓张，河南周口人，在陶堰那边的建筑工地绑钢筋，上个月才换了活。他说他之前住的村子拆了一多半，“别人嫌我租金贵二十块，我嫌他洗不了热水澡。后来还是回来了。”
刘桂兰隔壁住了一对年轻小两口，重庆秀山来的，男的在一家五金厂做冲压，女的是超市理货员。他们的门敞着，我瞄见地上铺着一张旧凉席，贴着墙是一床空调被。墙上挂着两张过塑的全家福——一张是老家爸妈，一张是孩子的周岁照，挺清秀的个头，攒了一年照片。
我往村深处走，路边的电线杆上缠着胶布，底下堆着几摞黄纸壳。下午这段闷热，巷子里没有空调外机，许多人把屋子窗户开满，风扇转出嗡嗡声。走几步，闻到一股酸笋的气味，从某一间虚掩的屋里飘出来，是广西人下班炒的家常菜。
打工人与村子的办法
永宁村的房租一直低，村东头的整段三层楼原是村集体的旧羊毛衫厂房，改成隔间后在走廊两边排了十几扇防盗门。每间放得下两张上下铺，四人合租一副光景。楼梯口贴着一张A4纸，打印体写着“水费磁卡周一充，煤气钢瓶换瓶电话留在一楼王姐屋里”。出楼下是有意的，井盖旁边专门砌了两个带锁的水泥水池供洗车。
如果问这些住在绍兴的城中村绍兴打工人住的最多的村子，他们多半说永宁，因为近厂，小电瓶车开到出口只要六分钟。夜里九点以后，村口的沙县小吃门前还坐满人，桌上多是拌面和蒸饺。面店斜对面有家卤味，铁架子上挂着一排卤鸭腿，十块钱一只，摊主老李是本地人，宰完鸭子从早上十点卖到晚上十一点。
我站在卤味摊前买了一只鸭腿，跟一个穿迷彩裤的小伙子搭了几句话。他来自四川宜宾，在镜湖周边的工地烧电焊，一周干六天。“我说，永宁比另外那几个村子住得安生，晚上有人巡逻，巷子里的灯也新换过。”他说这话时，没抬眼看我，微信视频里他小女儿喊了一声爸爸。
“阿爸明天回去千岛湖钓鱼。”他将手机贴近耳朵，蹲在矮墙根。
一件旧物件的去向
往里走第三排老屋前，我碰上收废品的郑叔。他在这里拉了十五年板车，后头跟一辆三轮电瓶车。车里压着几捆旧书本，最上头露出一只搪瓷杯，印着“优秀员工”，杯底磕了一块瓷。他弯腰把那杯子拎起来，说是一个住二楼的安徽兄弟搬走时留给他的。那兄弟在绍兴打了十几年工，六月里回了老家，说孩子三年级了，再忙这两年，往后打算就不回来了。
我问他，杯子带回去用？“不带了，搁这儿泡茶。”郑叔又把杯子放回车里，扯了块蛇皮袋盖住。
太阳彻底落山前，巷口理发摊的老陈把推子收进抽屉。一块布帘算是隔断，刀架搁在磨剪凳上，旁边放着一瓶防锈油和一把乌黑的老式剪子。摊位前的镜子用挂钩悬在斑驳的砖墙上，照亮来理发的人头顶那方灰天，刮脸时能看见天上的云走得快。
我转身出村时，路灯亮了，刘桂兰已经端着饭碗坐在门槛上，碗里是白粥配辣萝卜干。小两口那扇门又关上了，门缝里透出手机视频的声音。晾衣绳上的工装还在微风中低垂着，其中一只衣袖被吹起，拍打了三下，又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