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小发廊最多的地方｜人民路巷子里的三张旧转椅
下午四点刚过，人民路拐进锡麟街的那条窄巷子就开始热闹了。巷口卖烤山芋的推车占着半边道，热气裹着甜味往人鼻子里钻。我推着自行车往里走，车铃铛叮叮响了两声，旁边“阿珍美发”的玻璃门正好推开，一个烫着满头卷子的中年女人探出半个身子，朝对面喊：“三号机子空了吗？我这儿还有个头要吹。”
这条巷子，就是安庆小发廊最多的地方。从锡麟街口一直通到吴越街，不过七八百米，密密匝匝挤着二十几间门面。门面都不大，宽的能摆四张椅子，窄的只有两把转椅加一个洗头池。最密集的那段，墙壁上隔几步就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招牌，有的写得正经——“春燕发屋”，有的就图省事——红漆直接刷在水泥墙面上“理发”两个字。
我在这儿送过三年报纸，每家门脸都熟。1998年夏天，巷中段的高压电线杆底下老是蹲着几个剃头师傅，一人一个铝皮工具箱，等活儿的时候抽烟，烟头弹到路边的排水沟里。“阿珍美发”对面那家“小莉造型”换老板换得最勤。有一回我送完报纸路过，看见里头坐着的还是老张师傅，拿着手推子给小孩剃胎毛；第二天再走，就成了两个小年轻在往墙上贴新镜子，满地的碎玻璃碴还没扫净。
这些店里头的物件大同小异——白瓷洗脸盆架子上搁着蓝色消毒水罐，铁锈色的吹风机挂在椅背后头的钩子上，墙上贴着褪色的发型海报——但每一间又有自己的味道。最长的那段围墙根底下，有家连招牌都没有的门面，只在门楣上挂一串塑料风铃。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大家都喊他“光头陈”。他那把理发的剪刀用了快二十年，绑头发的橡皮筋缠了一圈又一圈，握着的时候手背上青筋凸起来。每天上午九点开门，先把煤炉子烧上，铁壶里的水咕嘟响起来，才开始磨剪刀。
巷子里的三张旧转椅
要说这地方怎么就成了气候，老住户都讲有个缘故。八十年代末，人民路改造，路边洗头店往背街挪，挪来挪去，全聚到了这条巷子里。当年第一批开店的，多是原来国营澡堂里修脚、理发的老职工，手里有技术，可没本钱租大门面，租背街小巷租金便宜，一个月六七十块。到了九十年代初，这巷子里已经有十几家了，周末上午进去，家家门帘子都扯着，电动推子嗡嗡的声音混成一片，像一窝发怒的马蜂。
每家店地方小，椅子之间挨得近。我做邮递员那阵最怕赶上高峰期去派信——还得侧着身子从洗头池和转椅之间挤过去。膝盖碰到人家搁脚的踏板上，人家也不恼，笑一声：“慢点慢点，别碰着那桶药水。”那装了褐黄色烫发药水的塑料桶就搁在椅子腿边上，盖子拧开，气味酸刺刺的，凑近了闻，冲鼻子。
靠巷子中间最宽的“三妹发廊”，是老街坊里口碑最好的。老板娘宋三妹属虎，干活手脚麻利，一把剪刀在指头上转得飞快，跟杂技似的。她的店里三张旧转椅，都是从倒闭的市二轻理发店买来的二手货，椅背皮子破了好几处，用黑胶带贴了又贴。三妹坐在那张最高的椅子上给人剪发，对面的镜台上还放着她公公留下的老式手推子，说是不值钱，留着看个样子。
“上杠子喽，坐稳当。”三妹手里夹着满满一攥粉红色塑料卷发棒，话音未落，手指已经掐起一小缕头发，在头皮上垫好一张纸，快速绕了半圈，啪地一声塑料夹子扣紧。
周围住户把这地方的事儿摸得门儿清。谁家姑娘要办婚事，来这条巷子做头发准没错，因为三妹会给新人盘头，还会用发胶在脑后堆出几道波浪卷，再用红头绳系一朵绸布花。旁边“丽人坊”的老板是个上海下放户后代，他烫头用的电帽老得“嗒嗒”响，通上电以后十分钟，客人的脑袋就被罩在灰白色的帆布罩子里，只露出一张汗津津的脸。
傍晚最闹猛的那两小时
下午五点到七点是这条巷子的黄金档。下班的人顺路拐进来，菜篮子往门口地上一撂，人往椅子上一坐，跟老板搭腔：“今天热得受不住，剃短。”店里开着立式风扇，扇叶呼呼响，风力从三号机子吹到门口的煤炉子上，把那团热气搅得满屋子都是。旁边等着的人就靠着门槛，拖鞋踩着垫在门前的旧报纸，跟对面修车摊的师傅有一搭没一搭扯闲话。
每到了农历二月二这天，这整条巷子更是排队排得拐弯。 老安庆人讲究“正月不理发，二月二剃龙头”。早上六点就有人来砸“光头陈”的门，他一边系围裙一边嘟囔：“催啥子嘛，天黑之前包你全部剃完。”那天他一天能拾掇三十多个脑袋，晚上收摊的时候指头上全是水泡，数钱数到一半就靠着椅子睡着了。
九月份飘着桂花香的怪味道
到了九月，巷子里的味道就杂了。隔壁院子里的桂花树开花了，风过一阵，甜丝丝地飘过来，跟理发店飘出来的氨水味、热蜡味拌在一起，变成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贴着巷墙根的那摊位前坐着一个老人，他每月十八号都来，不要洗不要吹，只让“光头陈”用电推子把后脑勺推成光光的一片，前头留下薄薄一层白发，看着像个老派学究。推完之后递过去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五角纸币，也不说话，拿着手杖慢慢走了。
这些店没有什么客满的概念——椅子一共三四把，坐满了就坐满了。可就是没有一把空着的时候。你见过哪个剪头发的在店里安安静静坐着不搭话？我送报那会儿，经常一张报纸分发完一半，就蹲在“三妹发廊”门口歇脚。三妹的客人边烫头边扯嗓子说单位的烦心事，说孩子考试成绩，说市场上的香菜昨夜涨了两毛钱。三妹手里咔咔剪着，嘴里嗯嗯应着，偶尔抬起眼皮，从镜子里看一眼门口，见我看她，就笑：“邮递员小哥，待会替我捎包挂面到巷尾老李家，他脚崴了出不了门。”
这种人情我捎了好几年。一条巷子，从早到晚活在热气、水汽、说话声和电推子声里。一九九九年秋天我改送东门去了，不再经过那里。去年我回去找一位老朋友，拐进巷子里，招牌换了不少，老店还剩三四家，“三妹发廊”门脸倒是没变，那把粉红塑料卷发杆还在白瓷盘里泡着消毒水，静静晾着——只是凑近一看，塑料皮已经洗得泛白，盆沿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旁边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三个字：明早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