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最便宜城中村｜一碗三块五的阳春面还在卖
上午十点，我从偏门公交站下车，跟着运黄酒的板车拐进小巷。巷口水泥墙上用红漆写着“拆”字，旁边贴了张村委会通知，落款日期是上个月。我问路口修鞋的老孙师傅，这村子到底叫什么。他说：“上樊村，产权证上是这个名字，大家都叫它‘三不管’。”租金多少？老孙放下手里的鞋底：“单间带卫，一个月一百八。全绍兴你找不到更便宜的。”
我决定在这里转一天。不是为了写什么惊悚选题，就是想知道一百八十块的房子长什么样。
房租价格表
老孙带我看他的出租屋。其实不用他带，进了弄堂走三步就能看见铁门上的招租牌，硬纸板，圆珠笔写着“有房，120”。这个价格让我怀疑自己听错了。他推开门，房间大概八平方，一张木板床，一把塑料椅，墙上钉着两枚钉子当衣钩。窗户外头是隔壁楼的烟囱管。“冬天烟气往上走，屋里比开暖气还热，省电费。”他笑着说，牙缝里夹着烟丝。
我沿着村道往东走。过了一座小石桥，桥栏上晒着梅干菜，桥下的河水泛绿，水面上漂着半片冬瓜皮。左手边一家面店，招牌是块铝皮，上面凸着“阿芬面馆”四个字。我进去要了一碗阳春面。老板娘阿芬正在择鸡毛菜，头也不抬：“三块五，葱花自己加。”面条端上来，猪油香气直冲鼻子，汤面浮着几粒油珠。这是我在绍兴吃过的第二便宜的面——第一便宜在皋埠那边，三块，但那家店去年关了。
吃面的时候，隔壁桌两个老人在聊天。穿蓝布衫的说，上樊村最便宜的房子在村西头粮库边上，以前是打谷场，后来改成杂货仓库，隔成四十个小间，月租一百五。穿中山装的说：“那种屋子下雨天返潮，墙皮一层一层掉，睡觉时墙粉落进嘴里。”
我放下碗，决定去看看那个粮库。
粮库隔间与住户
粮库在村西头，红砖砌的，屋顶是石棉瓦，门口堆着二十几辆电动车。看门的是个安徽大叔，姓吴，在这里管了六年车库。他说，原本这粮库是1960年代的粮站，后来粮站撤了，改过养猪场，再后来出租给附近服装厂当仓库。“疫情那年没厂要，房东就把库房隔成小间。”他用钥匙帮我打开一间。房间确实便宜，一百五，但是形状是狭长条，像一节火车车厢，放张床后只够一人侧身走。墙皮斑驳，露出里面的黄泥和碎稻草。
屋里住着一个四川阿姨，五十多岁，在城东做保洁。她正在用电饭锅煮粥，锅盖一掀，米汤咕嘟咕嘟冒着泡。地上放着一个塑料桶，桶里养着两条鲫鱼。“房东允许我在墙根用砖头搭了个水槽，洗衣服用的，下水直接通阴沟。”
我问她住这里怕不怕。她用围裙擦了擦手：“怕什么，我锁三把锁，门背后还顶一根铁棍。而且我邻居是修空调的，他屋里全是工具，拧螺丝的扳手就能当武器。”
她又指了指墙角：“你看那个插座，我自己换个新的。房东说东西坏了不管修，所以房租一百五纯租空间，其他都是自理。”
出了粮库，我绕到村后头。那里有一片临河的平房，瓦片有很多是碎的，用白色塑料布补着。河边支着三根竹竿，晾着工装裤。每根竹竿上挂了七八条，滴下来的水在土地上汇成一条细流。一条瘦狗趴在一块厚木板上，木板下面撅着一只母鸡，母鸡正在下蛋，蛋壳还温着。
河边有个男人蹲在那里刷鞋，用的是洗衣粉。我觉得奇怪，就问他为什么用洗衣粉刷鞋。“洗衣粉三块钱一包，能刷俩月。鞋胶才四块一支。”他头也不抬。
傍晚时分换了场景
傍晚六点半，村里热闹起来。放学的孩子追着跑进小巷，有人在门口支起小桌板切肉。我进了一家卖日用品的店，店主是个胖子，正光着膀子看球赛。他用蒲扇指指柜台：“绍兴最便宜的东西都能在我店里买到，不只是房租。你看这份榨菜，两块二，比超市便宜八毛钱。”
我本来想问他为什么便宜。他主动说了：“我这是自己做的，搁河边的腌缸灶里压了一个月。屋里的毛巾、拖把、牙膏，都是厂里拿的尾货。”他打开手机给我看微信群——群名叫“上樊便宜货情报群”，里面二百多人。他往上翻了翻：“你看昨天下午，张家媳妇发了条‘鸡蛋破了壳按成本价处理’，一盒十四个只卖四块钱，二十分钟抢光了。”
我问他，想没想过有一天这里拆迁了，生意怎么办。他指了指门外那个酱油桶改的花盆：“等拆迁，我就把花盆搬走。管他拆到哪儿，人总要过日子的嘛。”说完又盯着电视屏幕，正好放广告，他剥开一颗水煮花生，花生壳准确地弹进旁边两米外的垃圾桶。
天黑下来，我往村外走。路过阿芬面馆时她已经打烊了，铝皮招牌底下挂着一条干鱼，风一吹，鱼尾拍打着招牌边，发出轻轻的啪嗒声。桥栏杆上的梅干菜还在，有人收了，有人没收。我走出巷口，看到那个修鞋的老孙师傅和一个叫不出名字的老人下象棋，棋子砸在纸板棋盘上，笃笃响。路灯照下来，象棋的影子拉得很长。下完一盘，老孙把塑料板凳反扣在摊位上，盖上一块蓝布。蓝布上印着“龙凤“两个字，边角磨得起了毛边。我骑上电动车走了，后视镜里，那盏路灯还亮着，灯罩上像落了一层灰，又像是什么都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