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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江小巷子现在还有吗|老墙根下的学校还在,巷子瘦了

没有了,至少不是咱们从前认得的那个样子了。昨天下午我特地绕到川化厂老宿舍区后头,那条从大弯街拐进去、走到底能碰见一棵歪脖子梧桐的窄巷子,还在。但巷口装了铁栏杆,只容一个人侧身过去,地上铺了新的透水砖,雨刚停,砖缝里冒出青苔来。我数了数,从前那十一级磨得发亮的石阶,被水泥抹平了三级,现在只剩八级。

一九八三年,我刚分到团结村小学教书,每天走这条巷子抄近道去赶早班车。那时候巷子两边全是红砖墙,墙根下堆着蜂窝煤,有些人家在门口搭个油毡棚,灶台就支在外面。清晨五点半,巷子里最热闹的是送牛奶的自行车,铃铛叮叮当当地响,车后座绑着四五个白铁皮桶,奶腥味混着煤灰味,从巷口一直飘到巷尾。

墙皮上的电话号码和粉笔字

现在那些红砖墙都刷成了灰色涂料,墙上挂着一块蓝色告示牌,写着“此处禁止堆放杂物,违者罚款”。可墙根下照样有人放花盆,种的是栀子花和指甲花,跟我当年教过的学生家里种的一样。有一户人家在墙缝里塞了把旧钥匙,钥匙上拴着红色塑料绳,跟三十年前的习惯一模一样。

我站在巷子里看了很久,一个穿校服的男孩骑着山地车进来,看见我挡路,按了两下车铃。那铃声脆生生的,让我想起当年那群系着红领巾、背着军绿色帆布书包跑过巷子的孩子。他们之中有个叫周建国的,一九八五年夏天,他父亲在巷子拐角摆了个修鞋摊,一把遮阳伞,一个小木箱,里面装着锥子、蜡线和鞋钉。周建国放学后就在摊子边写作业,趴在木箱上,铅笔头都握不住了还在写。

“周老师,你以后走过这条巷子,要是看见我爹的伞还撑着,那就是生意还行。”

这个孩子去年冬天退休了,在成都带孙子。上个月我碰见他回来处理老房子,他说巷子口那个修鞋摊的位置,现在变成了快递驿站,每天下午三轮车卸货,纸箱子堆得比人还高。

巷子中段那口井和消失的酱油铺

巷子中段原来有一口压水井,铁管子的手柄被磨得发白,夏天放学,孩子们排队压水喝,水凉得激牙。井边三步远是一家酱油铺子,老板姓刘,矮胖,围裙永远油渍麻花。铺子里卖散装酱油和醋,用竹提子从大缸里舀,一个提子二两,一个一斤。刘老板的账本是用铅笔写在黄草纸上的,谁家赊了账,后面画个圈,还了,圈里点个点。

那口井前年填了,说是怕小孩子掉进去。酱油铺子更早没了,一九九九年川化厂改制,刘老板的儿女把他接到郫县,铺子改成了一间卖电瓶车配件的小店,卷帘门上喷着“补胎”“充电”的字样。我前天去看了,卷帘门半拉着,里面堆着废旧电池和轮胎,一股橡胶味。

铺子对面原来有一棵泡桐树,每年四月开花,紫色喇叭花落一地。树下有个石凳,下棋的老头儿总是为一步悔棋争得脸红脖子粗。有个叫陈伯的,他常年穿一件灰中山装,口袋里插两支钢笔,一支蓝的,一支红的。他在旁边看棋从来不说话,等散了,才跟人说,你刚才那步棋,走象眼就赢了。如今泡桐树被锯了,石凳还在,但没人下棋了,凳子腿边堆着两袋没来得及清理的水泥沙子。

现在的巷子一天里只有两个时段有人

早上七点半,是送小孩上学的电动车流,从巷子穿过去可以少等一个红绿灯,于是车一辆接一辆,喇叭按得急促,车尾的防雨棚刮着两边墙壁。下午五点半,是接孩子的老人,他们来得早,就靠着墙根站着,手里提着保温饭桶,互相说今天的菜价。

前天我遇见了以前同事王素芬,她也在巷子里走,手里拎一兜子青菜。她说现在这条巷子比以前干净多了,老鼠少了,下水道也通了,但住的也少了。老街坊搬走了大半,出租给小饭店做员工宿舍,晾衣绳上挂着工作服,白外套上印着隔壁毛肚火锅的名字。她指了指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说这里面以前是赵家,赵家老太爷会做豆瓣酱,每年秋天晒一院子辣椒,辣味能顺着风飘到学校操场上去。

那扇铁门上贴着一张出租广告,纸张卷了角,电话号码是手机号外,还手写了一行小字:非诚勿扰。

老巷子的旧物件现在的位置
压水井的铁手柄被人拆走当废铁卖掉了
酱油铺的竹提子刘老板临走送给了对门裁缝铺
歪脖子梧桐下拴狗的铁链子铁链还在,狗换了三代
幼儿园铁门上的红五星被蓝色广告牌盖住一半

我走到巷子最里头,那棵歪脖子梧桐活着,树皮上的疤像一只半闭的眼睛。树下靠着一辆共享单车,车筐里塞着几片梧桐叶和一张便利店的收据,日期是前天。风吹过来,墙角的几只麻雀从晾衣绳上惊起,扑棱棱飞上房顶。这时候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看见一个三十岁模样的女人,牵着一个小男孩。男孩指着树干上一个刻出来的“早”字,奶声奶气地问,妈妈,这是谁写的。

女人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说,妈妈说“早”字是以前上学的孩子用铅笔刀刻的。我站在墙根下没动,等她说完,又多了一句:这字比我岁数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