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火车站对面的巷子｜三十年烟火烧出来的窄道
现在没人管那条巷子叫名字了，连邮递员都只写“站前路南口以西”。巷口卖卤肉的老周前年拆迁搬走，墙上的“周记卤肉”红漆剥成白斑，像块膏药贴在灰砖上。我守着这间烟酒店二十三年，眼看着对面火车站从绿皮车换成高铁，眼前这条巷子，从一天挤满三千双脚，变成如今晚上八点就静得能听见耗子啃纸箱。
巷子不宽，两辆三轮车对头就得错一错。地面是水泥浇的，早年浇得不平，一下雨就积出几汪浑水，穿皮鞋的姑娘踩过去总要骂一句。可这条窄道养活过多少人呢？光是卖茶叶蛋的，我记得就有六个。
铁皮棚子与公用电话
九八年那会儿，巷子口立着一排铁皮棚子，歪歪扭扭，焊点生锈，风一吹哗啦响。第一间卖炒栗子，第二间卖毛线，第三间是公用电话——一部红色按键机，搁在木头盒子里，旁边挂个纸牌：长途三毛一分钟。
打电话的人多数是外地来南阳的，背着蛇皮袋，头发乱糟糟，手伸进裤兜掏一把皱巴巴的票子，先数一遍再递过去。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每周四傍晚准时来，拨通后压低声音，就说三句：“到了，别担心，钱够。”有一回他说完，挂了电话，蹲在地上抽了半包烟。我递他一杯水，他摆摆手，后来又点头接过去。他告诉我，家里儿子考上县一中，等着他寄生活费回去。
“车站对面这条巷子，比家里的院子还熟。”他是这么说的。后来他没再来过，不知道是换了工地，还是去了别处。
那部红色电话机早拆了。铁皮棚子也拆了，留下一地铆钉洞，下雨天往外冒脏水。
夜里十一点的面馆
巷子中段有个面馆，老板姓崔，南阳邓县人，碗比脸盆大。他家的烩面分两种：八块的，有肉丁；五块的，光面加菜叶子。夜里十一点之后，火车到站那拨旅客拖着箱子进来，崔老板会多舀一勺油辣子，嘴上说“手抖了”，其实谁都看得出是故意。
面馆门口支着个蜂窝煤炉，铜壶咕嘟咕嘟冒着白气。候车的年轻姑娘蹲在炉边烤手，手里攥着粉红色车票，票面上印着粉红色皱褶。有个拉二胡的盲人，隔三差五坐在炉子对面拉《洪湖水》，拉完一圈，崔老板端一碗热面汤出去，磕个鸡蛋进去，再淋两滴香油。
盲人喝汤不用勺，碗沿就着嘴，嘘溜嘘溜喝完，抹抹嘴，冲面馆方向点点头。他不见了大概五年了。有一回我又听见收音机里放《洪湖水》，愣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是邻居家窗户传出来的。
巷子里的烟火气是具体的：蜂窝煤渣扫到墙根，堆成灰黑色的小丘；炸油条的筷子头黑得发亮；卖烧饼的炉壁贴上烧饼，芝麻被烤香的味道能飘过三家门面。那时候我店里也支着一个电饭煲，冬天卖玉米汁，一块钱一杯。有个小姑娘天天来买，后来她长大了，考大学去了郑州，去年她带着她闺女来车站接人，路过巷口，站住，问我：“老板，还有玉米汁吗？”我说没了。她没走，又站了一会儿，说：“那时候一杯真甜。”
现在这条巷子
铁路货场搬走后，巷子南头空出一大片地，砌了围挡，里面长满野蒿和构树。巷子北头还剩几间铺子：一家修手机屏，一家卖纸扎，一家是棋牌室。卤肉老周走了之后，门面空了一年，上个月租给做快递代收点的小年轻，门口码着好几排纸箱，上址写着“巷内30米”。
午后生意淡的时候，我搬个小马扎坐在自家店门口，能看到清洁工用长柄夹子捡沟缝里的烟头。她每天捡完，就靠在围挡的铁皮上眯一会儿。她穿的环卫马甲晒得发白，后面印着“南阳环卫”四个字，半边字掉了漆。
今天下午，有个穿校服的男孩站在巷口拍照，手机举得老高。我探头一看，他拍的是围挡上面野草垂下来的影子，风一摆，影子在水泥地上晃。他拍完没走，又在墙上摸了摸，摸到一块凸起的水泥疙瘩——那是以前铁皮棚子的位置，钉电线用的膨胀螺栓锈断后留在墙里的根部。
男孩走了，留下那个螺栓眼。巷子又安静下来，能听到对面候车室里广播报趟次的声音，闷闷的，隔着一道站前广场。我起身回屋，开了一罐八宝粥，拿不锈钢勺舀着吃，听着隔壁快递点的扫码枪一声接一声地响。墙上的挂钟还是二十年前挂的，秒针走一格，咔，再走一格，又咔。
那只盲人拉二胡的人的拐杖尖，曾在巷子水泥地上点出密密麻麻的白点。下雨的时候，白点更明显一些，太阳晒几天，就看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