粱家渡还有鸡吗｜渡口老宅的晨昏记
下午三点过了渡船，石板路潮得能拧出水。我站在粱家渡的老戏台底下，问蹲在台阶上剥毛豆的阿婆：“粱家渡还有鸡吗？”她没抬头，手指掐开豆荚，一粒一粒丢进搪瓷盆：“你要买鸡？东头老周家还养着七八只，都是芦花。”我摇头说不是买，就是想看看。她这才拿眼睛撩我一下，又低头去剥豆：“那你去河埂下头，老周家的鸡都在竹林里刨食。”
渡过河去
渡船是铁壳的，船头焊着一块蓝漆剥落的铁皮，写着“渡—003”。撑船的老陈今年六十九，牙齿缺了一颗，讲话漏风。他说渡口原来一天要跑二十趟，现在连人带鸡，一天凑不齐五趟。“你问鸡？早年间这埂上家家养鸡。公鸡打鸣从东头响到西头，母鸡下蛋‘咯咯哒’叫得像广播。”他看到我手里攥着笔记本，又补一句：“现在养鸡的少了，狗倒是多。”船靠岸时，他拿竹篙往水里一戳，惊起两只白鹭，翅膀扇过水面，带起一串水滴——却没有一只鸡的影子。
上了岸就是老周家。院墙是红砖砌的，墙根长满青苔。门虚掩着，一只黄狗趴在门槛上，见我来，耳朵动了动，没叫。院子里有一棵一人抱粗的槐树，树下用铁丝网围了一片空地。果然有鸡，七八只芦花鸡，其中一只公鸡尾巴的羽毛油亮，正用爪子刨开一处湿土，啄出一根蚯蚓，脖子一伸，吞了下去。母鸡们围在旁边，歪着头看，喉间发出极低的“咕咕”声。
“吃食了吃食了，莫抢。”老周端着半碗碎米从屋里出来，鸡群立刻扑腾着围过去。他看了我一眼，笑出一口黄牙，“渡口过来看鸡的？你是头一个。”
他说这窝鸡是年初孵的，老母鸡抱窝抱了二十一天，小崽子出壳那天正好落雨，他拿了旧棉袄裹着纸箱放在灶膛边。“现在城里人稀罕土鸡，赶集能卖二十块一斤。不过我懒得卖。家里孙子上个月回来说要吃蛋，我给攒着，一天收三五个。”他说这话时，手里端着那只搪瓷盆——盆底印着红色“奖给先进生产者”字样，边上磕掉一块瓷，露出黑铁。
祠堂梁头
老周告诉我，粱家渡得名于梁家，祠堂在老街中段，门板去年修过一次，漆是新的，但梁柱是旧物。祠堂里堆着好几家放的农具，犁耙、打谷机，靠墙摞着一摞蛇皮袋，袋口露出稻草。我抬头看梁头，黑漆漆的木头上挂着几个铁丝做的鸡笼，编得细，笼底积着一层干粪。
“这笼子挂了十几年了，以前养斗鸡用的。”老周手扶着门框说，“我爹那辈喜欢斗鸡，逢年过节在晒谷场上摆开阵势，公鸡啄得鸡毛乱飞，赢的人家拎着鸡回去炖汤。后来不许赌了，鸡笼就空在这儿，挂成了摆设。”他伸手把笼子摇一摇，里面积年的灰尘簌簌落下来。
这笼子空得久了，铁丝上却看不出锈，大约是祠堂干爽，年年被秋风吹着。祠堂砖缝里伸出几茎野草，瓦片上栖息着两只麻雀，见了人也不飞，只管抖毛。老周说他孙子去镇里上学了，一个月回来一次。“回来就问，爷爷，还有没有鸡蛋吃？我说有，攒着呢。赶集那天，我拿二十个鸡蛋给他娘拎回镇上，自家饭桌上反倒省着吃。”他说着，走到竹林边，招呼一声，“咕咕咕咕”，几只鸡闻声从竹丛底下钻出，小跑着跟在他脚后，像一串会移动的黄褐色句读。
桥头的蛋
四点来钟起了风，江面泛出铁灰色的褶皱。我往回走过桥，桥头有个临时摊，塑料盆里放着十几个鸡蛋，个头小巧，壳上沾着草屑。摊主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正低头缝一件小孩的袖子。问她鸡是哪里养的，她指指桥下河滩——那儿有个用旧渔网围起来的鸡圈，里面七八只鸡蹒跚着蹚过一片水洼，脚蹼在地上印出竹叶状的纹路。
女人说，蛋是自己吃的，多出来的就拿过来按个卖，一块五一个，下午赶在渡船收班前卖掉些。“你买两个带回去，煎了鲜得很。”我买了两个，握在手心，蛋壳还是温的，带着手掌贴上去就能察觉到的热乎气。女人又说：“其实粱家渡的鸡比以前少多了。以前家家有鸡，现在年轻人都去镇上打工，老屋空着，鸡也跟着没人管。再过几年，怕是连这窝也没了。”她说完也不看我，又低头去缝那件小袖子，针脚细密，像米粒排成队。
渡船要开回对岸了，老陈站在船头按着喇叭。我站在桥堍，往河埂下又望了一眼——竹林深处隐约传来一声低沉的“咯咯”，是母鸡在唤小鸡。那声音很短，被江风吹散了，没有公鸡打鸣那样的威势，只是贴着地皮滚了两滚，就消失在芦苇丛的沙沙声里。我手里那两颗蛋还温热着。
回程的船上，老陈问我：“看到了？还是有鸡的吧？”我说有，八九只呢。他说那就好，接着便不再言语，竹篙顶在肩头，倚着船舷看水面。渡船划开一道暗白色的水痕，船尾挂着半截旧轮胎，随波轻轻磕碰着舷板，发出“咚咚”的闷响。四周寂静，只有船底水流过板的哗啦声，以及河对岸竹林里再次传来的那一声低唤。
那声音我不准备追上去了。蛋在口袋里，隔着衣料仍然暖着，像一个小小的、还没排好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