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进女站街的巷子叫什么｜老码头后身那条卖针线脑儿的窄弄堂
那是1987年初秋，我在武进轮船码头卸完最后一筐冬瓜，蹲在石阶上卷旱烟。旁边卖茶叶蛋的刘婶用火钳指了指身后那条只容两人并排走的巷子：“你找‘女站街’？就是这儿，大名叫勤业里，可老武进人只认‘女站街’这个诨名。”我抬头看去，巷口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搪瓷牌，漆皮掉了大半，勉强认出“勤业里”三个字。墙根底下码着十几只竹篓，里头装着新上市的菱角，湿漉漉的水汽顺着砖缝往巷子里渗。
从清晨五点的煤炉子开始
勤业里长不到一百五十步，宽不过三尺，石板路被独轮车碾出两道深深的车辙。每天清晨五点，巷子东头王裁缝家的煤炉准时冒烟，他老婆把隔夜饭倒进剩菜汤里，咕嘟咕嘟煮成泡饭。那股焦糊的葱花香混着隔壁修鞋摊的胶皮味，灌满整条巷子。我常蹲在王裁缝门口等码头开工，顺便看他给街坊做中山装——他量尺寸不用皮尺，拿大拇指和中指一拃一拃地比划，嘴里念叨“前片一拃半，后片两拃”，误差从不超过三分。
巷子中间凹进去一块，摆着张缺了角的柏木桌子，那是刘婶的固定摊位。她的茶叶蛋锅永远是热的，煤球炉上搁着个豁口的砂锅，里头卤汤黑亮，浮着七八颗八角。有次我问她这汤熬了多少年，她用火钳拨了拨炉灰：“打我婆婆嫁过来就有了，我嫁过来又添了三十三年。你看这汤色，比巷口那棵老槐树的皮还厚。”她说着，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把炒焦的黄豆，往我手里一塞，“码头上来的人嘴叼，光有咸味不行，得带点焦香。”
巷子里的女掌柜们
勤业里之所以被叫“女站街”，是因为多半铺子都是女人顶门立户。早年跑码头的男人要么南下广州，要么去苏北包田，留在家里的女人把门板卸下来当货架，卖些针头线脑、纽扣松紧带、猪胰子皂。我数过，这条巷子最多时有十一家这样的小摊，清一色女的站柜台，男人倒成了稀罕物。
- 进巷口第一家，赵嫂卖粗细缝衣针，按包卖，一包七分钱，她有个玻璃瓶专门装掉牙的针——攒满一瓶就埋到老槐树底下，说是针能避邪。
- 第二家是钱婶的布头摊，碎花布、阴丹士林蓝、白市布按斤称，剪子钝了就用瓦片磨，磨得嚓嚓响，孩子们听着那声音就跑回家要零钱。
- 巷子腰上有个没招牌的铺子，寡妇陈姐卖烟花线和镀银纽扣。她不吆喝，坐到下午两点多，就点一炷卫生香插在砖缝里，香灰落下来，正好落在线轴上。
这些摊子没有一件是闲着摆样子的。每天下午三点，丝厂的女工下班，成群结队挤进巷子，手里攥着刚发的工钱，一块两块。她们买的最多的是顶针——黄铜的、白铁的，还有种包着绿漆的，说是套在手指头上缝被面不得劲。陈姐会拉住她们看指甲：“缝三天被面，你这食指就得起倒刺，拿姜片擦擦，比蛤蜊油管用。”那种细致劲儿，好多国营百货商店的营业员都学不来。
一条巷子的法度和人情
这条巷子是有规矩的，倒没人明文写。早上卖菜不得缺斤短两，谁发现谁骂街，骂完还得自觉扶着秤杆子赔钱。午后不准晒内裤——这是老规矩，说是走到巷子口就能看见，不雅观。到了晚上七点半，各家的煤炉子都封上，只留一盏二十五瓦的白炽灯，挂在巷子中段的老槐树杈上，灯罩是搪瓷碗剪开的，扣一根铁丝绑着。
我有回给码头送完货，傍晚路过勤业里，正碰见赵嫂跟钱婶拌嘴。赵嫂硬说钱婶卖给她的阴丹士林布缩水怕得有一寸，钱婶不认，直接把布摊在石板上，拿搪瓷缸舀了水兜头浇下去，淋了半个钟头，量了又量——“缩了八分，我赔你两分钱的线。”话没说死，赵嫂反倒笑了，第二天两人又凑在一个煤炉上烤山芋吃。在这条巷子里，东西可以贵三分，但理不能歪一厘。
“女子站街不丢人，丢人的是秤杆子上缺良心。”——陈姐常说的这句话，后来被刷在巷子后墙的黑板上，雨淋了三年也没褪干净。
现在去看看的模样
前年我回武进参加老同事儿子的婚礼，特意绕到轮船码头。老候船室拆了，盖成了超市，勤业里巷口那棵老槐树倒还在，只是树皮上钉满了各种小广告。搪瓷牌换成了蓝底白字的铝合金门牌，写着“武进勤业里7-1号至7-32号”。巷子拓宽了些，能过小三轮了，但石板路还是老的，车辙还在，只是磨得发亮，像上了层釉。
王裁缝的铺子变成了一间打印店，窗户上贴着“代缴水电费”。刘婶的摊位早没了，那块地儿现停着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斗里码着泡沫箱，散发着一股咸鱼味——我凑近看了看，箱子上印着“浙江舟山”，跟三十多年前船舱里的味道一模一样。卖烟花线的陈姐，她的铺子现在卖手机贴膜，一个年轻媳妇坐在那儿，脚边放着一罐自制的薄荷膏，蚊子咬包了免费给人抹。我问她知不知道这巷子以前叫什么，她头也没抬：“叫什么都是卖东西，不过现在支付宝扫码，省得找零钱。”我站在原地，看着那棵老槐树的枝桠伸过墙头，几片叶子落在崭新的二维码铭牌上——那牌子底下还压着一截锈成一团的镀银纽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