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门 蓬江 站街｜在骑楼下等人，看摩托穿巷
下午三点，我从旧车站下车，沿跃进路往北走。太阳斜着打在骑楼廊柱上，一半亮一半暗。路边停着几辆共享单车，车筐里塞着传单。一个穿蓝布衫的阿婆坐在自家门口剥花生，壳落进搪瓷盆里，声音很脆。我走过去问她，莲平路还在不在走摩托车。她抬头看我，说，走，怎么不走，你要站街等车，就去路口那棵榕树底下，公交车和摩的都认那个位置。
她说的是老话。在江门蓬江这一带，站街不是闲逛，是等车，等人，等日子一寸一寸挪。我在这条街住了四十二年，见惯了两件事：一是台风天骑楼漏水，二是站街的人换了四五代面孔。九十年代初，站在这里的多是附近厂里的女工，三班倒，下了夜班不敢走黑巷子，结伴等在路灯下。后来厂子搬了，接着站的是送孩子上学的家长，手里拎着保温桶。再后来，外卖箱子和快递推车挤进来，站街的姿势从靠墙抱臂变成了低头看手机。
骑楼底下的活法
榕树根把地砖顶起来一块，像老人腿上鼓起的青筋。树底下摆着两张塑料凳，一张破了角，另一张上面压着半块红砖。我从兜里掏出烟，没点，闻了闻烟丝味。一个中年男人骑摩托车靠过来，头盔面罩推上去，露出一脸汗。
“去潮连桥头几钱？”他问。我说我不坐车。他又问：“那你站这里搞什么？”我说看看。他笑了一声，油门一拧，车尾冒一阵白烟，拐进光德里去了。
站街这个词，在江门蓬江的地界上，最早就从这样的对话开始。没有候车亭，没有电子屏，人们记住的是一棵树、一根电线杆、一家关了门的烧腊铺。等车的人跟开摩的的人彼此认得，认的是脸，不是名字。我教书的时候，班上有个学生家长就是跑摩的的，每回开家长会，他把头盔挂在教室后门的挂钩上，站满一堂课。
现在的站街位置上多了块铁牌，写着“蓬江区微循环巴士站点”。牌子底下的地面有白漆画的框线，框线外停着一排电动三轮，车斗里垫着硬纸板。一个穿黄马甲的环卫工蹲在花坛边，手里攥着一只塑料瓶，晃来晃去，等瓶子里的水倒干净。
一条街的白与黑
沿街的店铺开开关关，像眼皮子一合一睁。卖云吞面的那家换了粉红色的招牌，旧的白底黑字搁在墙角，被纸箱压住一半。凉茶铺的铜壶还是那把，壶嘴缠着胶布。我问老板娘，店开了多少年。她说：“我嫁过来那年开的，小子今年高考。”我没接话，买了一杯廿四味，站在门口慢慢喝。
骑楼下的阴影里睡着一条黄狗，尾巴盖住鼻尖。远处传来旧铁皮轧过的声音，我扭头看过去，一个收废品的老伯踩着三轮车经过，车斗里捆着几块旧门板，弦线绷得直响。他不看两边店铺，也不看路面，眼神落在前面两米远的地上，仿佛那条路是他一个人走的。走到榕树脚边，他停下来，朝那位蓝布衫阿婆喊了一句什么。阿婆摆摆手，继续剥花生。
我认得这个老伯，住在堤东路，以前也在机械厂做事。他老婆在建设路那头开棉胎铺，去年不干了。他没有停车的打算，只是换了一只脚撑地，喘息片刻，又踩踏下去。车斗里的门板晃了晃，像两条晒干的鱼。
傍晚的红绿灯和买菜车
五点半，红绿灯亮起来，斑马线两旁挤满电动车。绿灯一亮，车流像打开了闸门，黄狗站起来抖抖毛，慢悠悠走到对面公交站台去。刚放学的两个中学生站在站台上，书包压着肩膀，其中一个从裤袋里摸出一串钥匙，在手指上绕了两圈又收回去。
一个推着买菜车的阿伯从街对面走过来，车轮“骨碌骨碌”响，车斗里装着半截莲藕、一把芥蓝，还有一条装在红色塑料袋里的鱼，鱼尾巴露出袋口，还在一弯一弯摆。他走到榕树底下，把车停在那张缺了角的塑料凳旁边，坐在另一张凳子上，从胸前口袋里掏出烟盒，敲出一根烟，点着。
他没有看手机，没有看街口，也没有问人。他就那么坐着，盯着路面的一道裂缝发呆，像在数裂缝从哪一年开始变宽的。
我走过去，也蹲在花坛边上。天色暗得快，骑楼底下一盏白炽灯亮了，照出一圈光晕，把站街的影子拉得又长又薄。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女人抱着一个纸箱走过来，脚步歇在灯光边缘。她低头把纸箱放在地上，从里面抽出一块纸皮，垫到自己脚底下。
她身后，从内街巷口驶出一辆黑色小轿车。驾驶座那边车窗摇下来一条缝，伸出一只手，朝她扇了扇。她把纸箱挪了挪，挪得更靠近灯柱。
他们没有说话。那只手缩回去，车窗摇上，车尾灯亮了，缓缓滑进长堤路的方向，顺着河边的灯光一条线开过去。
那把锈在灯柱底部的铁皮垃圾桶，半截漆皮卷了起来，露出一圈锈黄色。我拍了拍裤腿上沾的白灰，往自己家走。回头看的时候，那个女人还在灯下蹲着，纸箱里露出一角黄色棉被的边。黄狗又从站台走回来，绕着她的纸箱转了一圈，卧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