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嫖妓150｜凌晨四点的城中村灯牌下
您问这“150”是啥意思？我在这片城中村住了二十六年，隔壁裁缝铺的老谢总说，夜里十一点后，村口第三根电线杆底下，有人举着“住宿30”的纸牌。可您要真跟着走，楼梯拐角那儿，有人会改口，说“快餐150”。这话我不接，但我知道，说的是那些站街的妇人，一晚的价码。
我退休前在村里的小学教语文，批了半辈子作文本，认得那些红笔划过的错别字，也认得那些半夜从后巷溜出去的男人背影。他们大多是工地上的青壮工，或者送外卖骑到没电的电动车手，裤腰带上挂着叮当响的钥匙串。最清楚的是楼下小卖部王婶，她卖安全套从不摆柜台，藏在装白糖的玻璃罐底下，有人问“来包烟”，她就顺手从罐子里摸出一个小方盒，压在烟盒底下，一并递过去。
那一片灯下的暗处
村里的后街，宽不到两米，两边是握手楼，楼与楼之间晾着滴水的工装裤。夜里十点以后，路灯昏黄，几盏粉红色的节能灯从出租屋的窗户透出来，照在水泥地上，像撒了一地碎胭脂。站街的女人大多三十到四十五岁，穿着褪色的短裙或紧身裤，手里攥着一把瓜子，嗑得噼啪响。她们不会高声招呼，只在你走近时，抬一抬下巴，问：“老板，回来啦？”
我有一回半夜倒垃圾，迎面碰见一个瘦高个女人，裹着件军绿棉袄，脚上是一双解放鞋。她见我看她，也不躲，反而把棉袄领子拢了拢，说：“老师傅，别看啦，都是讨生活。”那一句话，我记到今天。那女人后来被查过几次，收容所送回去两回，又自己跑回来。小卖部王婶说，她老家有个读初中的儿子，学费靠她一个人。
“一百五，是整夜的价格，还是快餐？”我听见巷口一个中年男人问。女人没答话，只是把瓜子壳往地上一吐，转身朝楼道走。男人跟了上去，脚步声在铁楼梯上“咣当咣当”响了七下，就没了声。
这事不光彩，我也没什么资格评判。教了一辈子书，知道道理是道理，日子是日子。那些站街的，不少是离了婚的、被家暴跑出来的、或者婆家容不下的。她们白天去菜市场捡菜叶子，傍晚抹上廉价口红，站到路灯底下去。她们管这叫“上班”，下班了，就回租住的单间里，用煤油炉煮一把挂面。
那些年，那些价码的涨落
2005年那会儿，这村里是“快餐50，包夜100”。后来整治过几轮，警察半夜来扫黄，后巷铁门焊死了一半。但风头过了，人又回来。2012年左右，物价涨了，价码也涨到“快餐100，包夜150”。您说这个
“150”
怎么就这么牢固？我觉着，不是价格牢固，是生计的链条牢固——老鸨抽三成，房东收水电网费，剩下的，还不够买一罐煤气。再往后几年，手机能扫码了，她们也用上了微信，转账记录里写“修马桶”或者“换灯泡”。但现金还是那个数：一百五，不多不少。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水管冻裂了，我喊人来修。来的师傅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蹲在地上拧铁管，袖口磨得发白。他修完水管，收了十五块的工钱。我递烟给他，他摇摇手，说：“老师，我这活儿，比后街那些女人强些，好歹手底下是铁的、是钢的，不丢人。”我一时语塞。他那句话里，有对别人行当的轻蔑，也有对自己胯下那二两肉的较劲。
我后来注意过，修水管的师傅再没来过这片村。他可能嫌这里灰大，也可能嫌那几盏粉灯扎眼。倒是后街那几户，换了一茬又一茬的人。昨天挨着垃圾桶那个门洞，今天贴上了搬家公司的广告，底下又用马克笔写了一行小字：“招女工，日结，晚八点后勿扰。”
人散后，灯还亮着
今年夏天，村里终于装了人脸识别的铁闸门，后巷的粉灯拆了大半。王婶的小卖部也关了，玻璃罐和烟盒收进了纸箱，她跟着儿子搬去了新区。有人问那几位站街的妇人去哪了，没人知道。有人说是去了更远的高架桥下边，有人说是回了老家，还有人说，年龄大了，转行了，在超市做卫生。
我昨晚散步，走到村口最后那截断头路。路灯下，一个穿环卫工马甲的女人在扫落叶，扫帚把每一次抬起，都带起一小片尘土。我看她的侧脸，像是从前站过街的一个。但我不敢认，也没必要认。她扫完那一小段路，推着三轮车往东走了，车斗里掉出一只粉红色的塑料发卡——就是那种大街上一块钱三只的发卡。她没回头，发卡躺在灰蒙蒙的地上，被后来的一辆电动车碾过去，碎成了两截。
您要问那“150”的价码现在还有没有？我还真不知道。但我知道，凌晨四点半，村口早点铺的老陈炸油条时，总会多往炉膛里塞一块煤。他说，下夜班的人，不论男女，天亮了都得吃口热乎的。油条出锅，一根卖两块，配一碗豆浆，三块五。三百五十份油条，才顶得上后坡那里一转手的一夜价。
灯灭了，路还在。扫帚把儿上的漆磨掉了，露出底下一段惨白的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