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州姑娘好玩的巷子｜东街到西街，几步一拐全是乐子
铁皮暖壶的塞子“啵”地一声弹开，白气扑在老式玻璃柜台上，蒙了一层水雾。我伸手抹开，正好看见对面杂货铺的胖婶正往门外头探脑袋，手里攥着半截毛线，喊了句：“二妮，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哩——巷子口那糖葫芦架子前头，杵着十来分钟了！”
这是1997年秋天，我下了课，从霍州一中后门出来，拐进这条窄得只容两个人侧身过的巷子。它没有正式名字，街坊们随口叫“糖巷”，因为巷口常年支着一根黑黢黢的竹竿，上头插满亮晶晶的冰糖葫芦。霍州姑娘们放学后，最爱在这儿磨蹭。
糖巷的声响与味道
糖巷只有百十米长，两边墙根挤着七八户人家的后门。墙皮是土黄色的，雨水冲出一道道黑印子，但各家门口都种着石榴树或指甲花。姑娘们不急着回家，蹲在墙根底下，拿粉笔头在砖缝里画格子，跳“房子”。我数过，最热闹的时候，一条巷子能塞进十二个扎红头绳的小姑娘，跳绳的绳子抽在青砖地上，“啪、啪”的响，混着糖葫芦摊主那句万年不变的吆喝：“山楂甜，山药脆，咬一口，掉眼泪！”
有一回，我亲眼看见裁缝铺的闺女小琴，把攒了仨月的零花钱全买了糖葫芦。她不咬，举在眼前，眯着眼看太阳从糖壳透过来，那红色亮得像一面小镜子。旁边卖纽扣的老婆婆递给她一截儿红线绳：“傻闺女，穿起来挂脖子上，比戴金镯子还稀罕。”从那以后，那串风干的山楂真的挂在巷子中段的晾衣绳上，风一吹，硬邦邦地磕着铁皮桶，成了半个冬天的铃铛。
后街拐角的“音乐房”
糖巷走到头，往右一拐，是另一条更窄的土路，大家都叫“后街”。后街尽头的煤房被改成了半间小屋，里头摆着一台包浆发亮的旧风琴。看琴的是我师范的老同学刘桂芳，她退休后在这儿教姑娘们唱《茉莉花》和《洪湖水浪打浪》。琴键塌下去好几块，但声音依然亮堂，从门缝漏出去，和隔壁卤肉锅的咕嘟声搅在一起。
“桂芳老师，这巷子又窄又土，弹琴给谁听啊？”有个短头发姑娘刚来不久，缩着脖子问。
刘桂芳用指节敲了敲琴盖，“你听——”外头正巧一阵自行车铃响，接着是几个女娃脆生生的笑声，“这巷子要是宽的像大马路，琴声就飘了。不信你试试。”
姑娘们后来真试过。她们把风琴抬到东街十字路口弹了一回，声音全被拖拉机的突突声吃掉了。灰溜溜搬回巷子里，琴盖一掀，连墙上的灰尘都跟着打拍子。从那时候起，后街这间煤房就成了女孩子们放学后的“秘密音乐学院”。
水井边的“大世界”
后街当中有一口老水井，井沿被麻绳磨出深槽，但井水清甜。姑娘们打水的时候并排蹲着，木桶挨着木桶，聊的事情可比井水丰沛多了。
- 前巷李家大闺女考上了市里卫校，分数线是多少——她们把分数线记得比课文还准。
- 西头王婶家的儿子这月初六定亲，聘礼是“三转一响”还是带冰箱——她们掰着手指头算。
- 井边槐树底下那窝蚂蚁今天搬家到了东墙根，兴许明天要下雨——她们给蚂蚁也编了姓名和排行。
我最爱听她们说“以后”。“以后我要是出门子，要缝一床九斤重的棉被，里子得用粉的确良。”“以后我去临汾赶集，卖一礼拜豆芽，攒够钱就买那件藕荷色的灯芯绒罩衫。”有个瘦小的姑娘总是贪心，一边把头探进井口看自己的倒影，一边说：“以后我想把嗓子养得像刘老师那琴声，能飘过整条霍州街道。”
巷尾场院的夜幕戏
到了夏天傍晚，糖巷和后街交接的平坦场院上，会拉起一块白幕布放电影。姑娘们扛着自家小板凳去占位置，石头的、木条的、马扎的，磕磕碰碰，比电影开场还热闹。放正片之前常有幻灯宣传片，讲用火用电安全。有一回放“千万要远离高压电线”的片子，一个扎羊角辫的闺女忽然举手：“老师，那咱们巷子头上那根电线杆冒火花，算不算危险？”全场笑翻了。放电影的人第二天真去看了看，确实换了个路灯灯泡。
电影散场后，夜凉下来，有些姑娘不回屋，继续在场院角落打着手电筒看借来的小说书。书皮用牛皮纸包着，书名手抄在角落。她们读一会儿，就吹灭手电，听虫鸣，数蝎子摆尾的星星。有个叫卫红的女娃，跟我儿子同岁，她躺在草席上说：“叔，以后这巷子要是拆了，我还能记得井绳的凉气、风琴的变音、糖葫芦竹竿底下的红渍吗？”
我没法回答她，只是给她扇了扇蒲扇。后来她考上了运城师专，再后来进城教了书，听说去年回来过一次，站在这条巷子口，那根晾了十几年的山楂串早没了，但地上的粉笔格子居然还浅浅留着一两道印痕。她走的时候，兜里揣了一块井沿上掉的青砖皮。我听她娘说，那块砖皮放在她城里书桌的笔筒里，好多年没丢。
此刻，我合上这本写了一半的日记，手边的搪瓷缸里泡着去年邻居给的槐花茶。耳机里恰好是刘桂芳前些时候用录音机录的旧风琴声，沙沙杂音，却稳当的像那根糖葫芦竹竿的影子。巷口那盏新换的白炽路灯下，又聚了两三个穿校服的女娃，蹲着逗一只花猫。她们在说什么？隔着院墙，我听见她们在高声讨论，城里哪家奶茶店的珍珠够弹牙。那声音，比当年我们的“以后”清脆多了，但也一样让这巷子的夜，落不下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