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站街小500米附近的农村｜一张1978年收粮票据引出的老村寻访
我是在废品站那堆发黄的账册里，拣出这张票的。油纸已脆，边角卷成焦糖色。票面正中印着“农村人民公社收购凭证”，字是铅印的，底下手写一行蓝墨水字：“城关公社东升大队，三队，夏粮入库，小麦三百二十斤，折价四十四元六角。”落款是1978年6月11日。
票的反面有铅笔描的一幅小地图，大概是当年哪个会计随手画的：一条粗线标着“汽车站”，往东画了条歪歪扭扭的小路，旁边写“附近站街小500米附近”，再拐三个弯，圈起来注着“大队仓库”。就是这行铅笔字让我动了身——那些年城乡接合部的路，看着近，走起来全是泥和沟。
我住的老街往东，穿两个红绿灯，就出了城区。路面从柏油变成碎石子，再变成夯土。手机导航在一片菜地前失灵，显示“目的地在你右侧”，右侧却是一片齐腰高的玉米秆。我在田埂上站了会儿，看见个穿蓝布衫的老头蹲在排水渠边拔草。
“大爷，东升大队还在吗？”我举起手上的票。
他直起身，眯眼看了半天：“东升？并到前进村了，往北走三五十步，那排水泥平房就是。”
水泥平房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门楣上还钉着一块锈铁皮，隐约能看出“东升大队代销店”几个凹字，漆面像是让太阳一层层舔掉的，剩下底子。我推门进去，屋里光线暗，靠墙的木头柜台上摆着散装的酱油坛子、散酒缸，还有铁皮饼干盒。柜台后的老太太正在用算盘对账，见我拿着的油纸票，忽然抬头——
“这是老闫的笔迹。”她说得笃定。
她叫赵素珍，当年是代销店会计，兼着三队的记工员。她让孙子从里屋搬出个铁皮箱，里面全是那种油纸票，用麻绳一道道捆着，像冬天晒的干菜。
从她的叙述里，我拼出那年的光景。
1978年夏收，太阳毒。东升大队的粮仓就在代销店后面，土坯墙，苫着麦草顶。交粮那天，卡车进不了土路，队里的壮劳力码着麻袋一担担往过挑。附近站街小500米附近，这三个字不是虚指，那会儿站街小的集市是方圆十里最热闹的，卖凉粉的、补鞋的、推着板车卖西瓜的。粮站收粮员在磅秤边坐着，穿一件蓝的确良衬衫，袖口别着两支圆珠笔。每过一袋，他在本子上划一道，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
“那笔钱，”赵素珍说，“扣掉公粮、购粮，队里剩下的粮款，分到每户人头上是十七块二毛六。我家五口人，分了八十六块三。老闫领到钱那晚，在代销店打了两斤散酒，买了半斤水果糖，见人就说‘娃娃九月开学学费够了’。”
她又从箱底抽出张黑白照片，边角磨损，背面用圆珠笔写着“1978.7.2，粮仓前卸车”。照片上是五六个赤膊的汉子，肩上垫着麻袋片，身后是叠到房檐的麻袋垛。最左边的年轻人咧嘴笑，露出一颗缺了半边的门牙。
“这个，是老闫。”
我走到屋外，顺着她指的方向去看。当年的粮仓旧址如今是块水泥晒场，东南角还立着半截拴牲口的石柱，表面让牲口缰绳磨得发亮。柱子底下压着一枚五分硬币，锈得字都看不清了。靠近站街小那一侧的民房拆了大半，剩下的挂满了“旧货回收”和“修电动车”的灯箱。
赵素珍在门槛上坐下，拿那把蒲扇拍着腿上的尘土，说：“那年交完粮，老闫骑车去镇上赶集，给闺女扯了块的确良布，淡粉的，二尺四，花了三块二。回来路上链子断了，是从站街小百货店借钱买的补胎胶。”她停了一会儿，“后来闺女把那块布缝成衬衫，穿了六年，领口补了三回。”
我准备走时，她孙子从抽屉里翻出张塑料封皮的工作证，上面印着“前进村粮食收购点”，照片上的人换了，确实是老闫的脸。我凑近看，隔着塑料膜轻轻摩挲那行“粮油检验员”的小字，下面还有一串编号，第七位正好是个“3”。
“这颗门牙，是那年卸粮让他儿子爬上粮垛去拨旗杆，孩子踩滑了，他扑过去接，磕掉的。”赵素珍补了一句，然后低头继续拨算盘。晒场角上有人牵着一头黄牛经过，牛铃的响声闷闷的，像是滚过一层旧尘土。穿粉衬衣的女孩骑车从灰渣路那头过来，车把上挂着一袋豆腐，白色的水珠一路滴到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