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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鸡婆电话号码｜小店账本夹层里的号码本

那天下午三点多，日头偏西，巷子口卖凉粉的老赵说，镇上开诊所的刘大夫搬走了，新来的是个年轻女医生。我提着一兜橘子，沿着青石板路往巷子深处走。走到第三家，门虚掩着，门楣上贴了张红纸，写了“中医调理”四个毛笔字。我敲了敲门，没人应，又喊了一声，这才听见里头有拖鞋踢踏的动静。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白净的脸，眼睛下面有两道青黑的印子，像是没睡好。“进来看吧。”她把门全拉开，屋里有股艾草味，混着一点煎饼的焦香。角落的竹椅上搭着一件白大褂，桌上摆着脉枕、几本旧杂志，还有一个搪瓷缸子，缸子边上掉了漆，露出生锈的铁皮。

我说明来意，想抓几服治咳嗽的草药。她点点头，转身去里屋拿药柜钥匙，翻了一会儿，又探头问我：“婶子，你留个电话，回头药配好了喊你。”我从裤兜里摸出手机，低头按号码，却发现屏幕上全是指甲缝里的灰。她递过来一张纸，是某家化肥厂的宣传单，背面油光光的。我报号码，她歪着头记，写得极慢，一笔一画。写完了又念一遍给我核对，念到中间卡了一下，问我：“是幺还是拐？”我说是幺。

这让我想起自己店里的那个本子。九八年盘下杂货铺的时候，前老板娘交接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说里面有“进的鸡婆电话号码”。我当时没听懂，她笑了一下，说就是进货用的鸡婆电话，鸡婆是镇上人对中间贩子的叫法，女的居多，嗓门大，骑着摩托车，车上绑着铁笼子，里头塞满活鸡活鸭。我接过信封打开，里面是一张对折的作业纸，正反两面写了十几个号码，用圆珠笔写的，有的数字让水洇开了，糊成一团蓝。最底下那行字用红笔勾过：“头号鸡婆，姓周，手机不接就打她家座机，晚上九点前都有人。”

头一年我真靠这纸。鸡蛋进价两块三一斤的时候，周姐的电话能压到两块零五，但她的鸡有时候缺斤短两，得在笼子边上守着看秤。后来我换了几家，纸上的号码有的停机，有的换人，但那张纸我一直留着，压在了账本夹层里。有一回下雨，屋顶漏了，水顺着电线淌下来，正好滴在账本上，我赶紧把本子抽出来，那张作业纸湿了一半。我把它摊在灶台上烘干，字翘起来，像皮蜕了壳。

前年腊月，一个穿皮夹克的小伙子推门进来，说自己是周姐的儿子。我递根烟过去，他摆摆手说不抽，接着说，周姐前年查出肺上长了东西，最近胃口不好，想吃小店门口那家的炸馓子，但下不了床，让我帮着带两斤。我问他拿电话，他掏出手机翻了翻，报了一串数字，我抄在烟壳上。后来那串号码我再没打过，但留了个心，夹在进账本里，跟当年的作业纸挨着。

诊所的女医生把写好的号码纸折成四折，递回给我。我抬眼扫过她的桌面，药柜旁边放着半瓶没拧盖的矿泉水，水面上漂浮着一粒白色药片，大概是消炎药泡得久了。窗帘是淡蓝色的化纤布，边角卷起，露出后墙上一道细长的裂缝。

我问她周姐家现在住哪个方向，她说沿河走到底，看见一棵歪脖子槐树，往右拐第二个门洞，门口常年蹲一只黄狗。我点点头，把那张写着我号码的化肥厂宣传单塞进橘子袋里，转身走时，脚底踩到了一块碎玻璃，咔地一声。女医生在后面喊了一句：“婶子，药配好了我打你那个幺号。”

我应了一声，没回头。走出门洞，太阳已经斜到对面屋脊上去了，影子拉得老长，铺在青石板路上，像一摊洇开的墨汁。巷口凉粉摊的老赵正在收摊，铝盆磕在木板上，发出闷闷的响声。

账本夹层

回到店里，我拉开柜台左下角那个抽屉，翻开红色塑料皮的账本，取出那张烘干的作业纸。纸角翘着，朝字面那一侧卷，像也怕冷。我找到一个空烟盒，把纸叠了三折，放进去，又把烟盒塞回账本夹层里。

那个夹层原先放进货单，后来放欠条，现在放着几片干燥的桂皮，好几张写满零散数字的收据纸，还有那壳烟盒。隔壁五金店的老张来借改锥，我递给他，他说你柜台里什么味道，我说大概是桂皮。他没再问，拿着改锥走了。

我锁上抽屉的时候想，这店里进来出去的，明面上的账都记在收款机上，藏在夹层里的，全是些没有名目的东西。它们不还钱，也不占地方，就像那些走了的号码，过了夜里九点就没人接了，倒也不妨碍什么。

黄昏里的号码

快打烊的时候，门口有摩托车突突突地响。我抬头，是个穿雨靴的女人，后座上绑着一个铁丝笼子，里面空着，笼底沾了几根白色的鸡毛。她掀开头盔镜片，问我：“婶子，收不收土鸡蛋？山那边刚收的。”

我说今儿不要了。她应了一声，从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硬纸片，递过来：“那下回的，给我留个电话。”

我接过纸片，上边已经印着一行号码，是她自己的。我翻到背面，空着，又翻回来，在号码底下用圆珠笔添了一行字，写“进的鸡婆电话号码”，接着把我的店号填在了旁边。她拿过去看了看，点点头，把硬纸片对折，塞进雨靴筒里，拧油门走了。

我站在门框边，看着摩托车尾灯在巷口拐了个弯，红亮点左右晃了晃，就不见了。风从巷子那头吹过来，卷起地上半片落叶和一小团灰色塑料袋，塑料袋在空中转了半圈，落向旁边水沟的盖板上。我转身进屋，顺手拨了一下门闩，吱呀一声，门板抵住了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