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吧回家｜老巷口的那把钥匙还挂在门后
腊月廿三，小年。我拎着两斤红糖，从城东的教师宿舍坐三站公交，再走一段爬坡路，到杏吧巷。这条巷子窄，两辆自行车并排都费劲，墙根儿码着住户的蜂窝煤垛，被雨淋出黑亮的边。我要去的是马老师家——她比我大八岁，教了一辈子数学，退休后没搬走，一直住在杏吧老屋里。
敲门之前，我特意把手里的红糖换了换手，左手提久了勒得慌。门开了一条缝，马老师探出头，先看我的脚，再看我的脸，笑了：“是你啊，进来，炉子正旺。”她的棉袄袖子磨得发亮，领口补过一块深蓝布，针脚齐整，是她自己的手艺。
屋里比外头暖和，煤炉上坐着白铁壶，咕嘟咕嘟冒白汽。她让我坐那把老藤椅——说是老藤椅，其实藤条断了好几根，垫了块旧棉褥子。我坐下，藤椅吱呀一声响，像打招呼。
“听说你儿子要接你去新房子了？”我直接问。她正往茶杯里放茶叶，手没停：“他提了几个月了，我不乐意。这屋子是分给我的头一间房，一九八三年搬进来，那年你还没调来呢。”
她说着，指指顶棚。顶棚是纸糊的，有几处发黄起泡，角落挂着一串晒干的辣椒，红得发暗。“你看看这房梁，榆木的，结实，比如今的现浇板都稳当。后晌我常坐在这儿，听着上头跑猫，就知道是隔壁周二婶家的花猫，它爪子轻听不出脚步，但尾巴扫过纸棚有沙沙声。”
我点点头，没接话。炉子上的壶叫了，她起身提下来，续水时溅出几滴，落在灶台上滋一声响。窗台上摆着一摞作业本，红笔批过的日期停在两年多以前——她孙女的，本子皮儿卷了角，用皮筋捆着。
晌午过了，她留我吃面。面条是手擀的，案板上扑着薄薄一层玉米面，她擀得慢，擀面杖轱辘轱辘响。坨好的面团切成宽窄不一的条——她眼神不如前几年了，切得粗的粗细的细。下锅不糊，捞出来浇一勺肉末酱，酱是秋里自己炸的，装在搪瓷盆里，盆沿磕掉一块瓷，露出铁锈色。我吃了两碗，不是客气，是真香。
饭后她执意送我到巷口。那条路四十三步，我数过——从她家门到尽头的电线杆，正好四十三步。她站在电线杆底下，手揣在棉袄口袋里，问我下次什么时候来。我说等开了春。她点点头，又说：“你来了，我就觉得这屋还不算没了人住。”
我走出几步回头看，她还站在原地，风吹过她花白的头发，吹起一片墙角的碎纸屑，纸屑打了几个旋，落进阴沟沿的冰碴子上，被日头照得亮了一下。
那天的风里混杂着煤烟味、隔壁院子的腌菜味，还有谁家煮肉的香气。我走远后想，杏吧巷的钥匙挂在马老师家门后门钉上——她从来不摘下来，怕绳头松了找不着。那把钥匙磨得锃亮铜色，和她手上那枚顶针一个颜色。
老邻居的旧清单
从杏吧巷回宿舍的路上，我拐进街角那家杂货店买包烟。柜台后面坐着老周的闺女，她认出了我，说：“您找马老师去吧？她屋后那棵杏树，今年结的杏可酸，她蒸了半锅杏酱，还说要送您一瓶呢。”
那棵杏树我知道，树干歪斜，靠墙撑着半截木棍。每年四月开花，杏熟的时候落一地，马老师捡回去洗了泡酒。去年她送我一小罐，酒味冲，杏味咬人。标签上写着“杏吧自家树上——一九八七年栽”。她说的，那年春天栽下的树苗，今年五十岁了。树皮皴裂，裂口处有蚂蚁排着队爬，她也不恼，给蚂蚁留一条道儿。
杂货店的冰柜顶上压着几本旧挂历，翻到一页标着红圈：“正月初六，马家待客。”我知道那是老规矩——她每年正月初六请巷子里剩下的老住户吃饭，桌上必有一盘凉拌杏叶菜。这道菜洗净嫩杏叶焯水，撒粗盐淋醋，压一个瓷盘在盆里腌上，吃时爽脆带涩，配白粥。去年饭桌上，她说：“等这道菜腌渍的盆缺了边，我这屋里就真没几样整器了。”
我出了杂货店，没拆烟，揣兜里走了。心里盘算着开春去，给她带两斤好芝麻酱——她吃面爱拌这个。
走到人民路口，等红绿灯的工夫，瞧见前头一个人背着的兜子鼓鼓囊囊，像塞着棉被。那背影拐进了杏吧巷的岔口，一晃不见了。我盯着那个方向看了一会儿，没来由地想——是不是她儿子回来了，要接她去看房子？
绿灯亮了，车流窜动。我裹了裹外衣，走向自家楼单元门洞里。门厅的日光灯滋滋响，声控灯踩亮了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