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火车站有什么好玩的｜三十年的修表摊和一碗五分钱的藕汤
我现在每天下午四点收摊，从株洲火车站出站口右边的巷子往里走二十步，就是我的修表摊。摊子不大，一张老榆木桌面，玻璃罩下摆着三排零件盒，旁边一台闹钟永远停在七点一刻。上个月有个跑车的列车员拿一块上海表来换电池，问我：“师傅，你就没想过换个地方？”我拧开后盖，指着表芯里一颗锈住的螺丝说：“这地方，连螺丝都知道自己的工位。”
摊子的前十年：等活干的日子
一九九四年我刚来的时候，火车站旁边还没这么多奶茶店。出站口那排铁皮棚子，一家卖米粉，一家卖彩票，我的摊位挤在中间，宽度刚好够放一块长木板。那时修表的人少，一天能接三单就算烧高香。闲着没事我就看人——扛着蛇皮袋回家的农民工，从外地回来过年的小姑娘，还有那些永远在问路的人。
有个老鬼，每半个月来一次，不修表，就蹲在我摊边抽烟。他总说：“你听，站台上那阵汽笛声，其实是株洲最好听的一个游戏。”他指着对面候车楼的钟塔。塔是白色水泥的，顶上装了红色的仿古飞檐，走十三年了一直没停。但他没说钟塔的事。他说的是钟塔底下的一个公交站牌——那个站牌后面的花坛里，藏着一个自制的信箱，是旁边缝纫店的伙计用旧铁皮焊的。谁也没往里投信，但有人隔几天往里面塞一张去浏阳的硬座票根。
我那会儿只能摆弄手表。赶上春运，也有急活儿——大个子保安进来，裤兜里揣着一块蹦了轴承的钟山女表，急得鼻尖冒汗：“师傅您快给看看，昨晚兜里硌了一夜，可能是拨道岔的杠杆时怼到了。”他说的是火车站支线拨道工的活。把表拆开，夹出断了的游丝，我又从饭碗边上弄了一小截细铜丝给他替上，不收钱，只让他帮我看会儿摊，我去老罗粉店浇了一份鹌鹑蛋码子。他说这才是火车站好玩的另一挡子事——你没法说哪个角落会保你一碗热乎饭。
改造后的车站：地面变干净了，但我还是爱那边的井
二〇〇六年大改造，站前广场从水泥地换成了大理石。我那摊被挪到商贸楼背面，倒是凉快了，但生意差点意思。那年五月，我在道岔那边的水房墙根处发现一个铸铁水龙头，是个当年的抗战物资，后来给候车室供水用了几十年。拧开来水还是铁锈味，打上来的地下水，夏天冰得扎牙。
那时候负责广播的老包还是腿脚不好，每天傍晚拿搪瓷缸来这打水。他说这是方圆三里唯一的凉水井，当然源头是个水泵房旁的饮马槽。他摘下岗亭顶上一把老挂锁，那个锁是我们这一带的杂物王二福修的，锁芯都黑了，但每次拧开——里面竟然塞着一张年份不明的澧县稻米票。
我蹲在那儿看他颠吧水，他慢悠悠问了句：“你猜这火车站附近最耐玩的东西是你那些机芯表钻，还是候车厅头上那三十六个燕子窝？”没等我接话他又说：“都不是。是二站台西头那个售货亭里一块用蜡笔标过车次的硬纸板，昨天我看见检票员小王又悄悄拿餐巾纸擦那块蜡印勒。
今年正月一天下小冻雨，有位大爷等车时来看摊，张口先问了一句：“你这摊儿挪了好几次，表壳螺丝里肯定夹着不少屁股印子下来的站场灰。”我俩相向一笑。我拧开他那块梅花表——盖里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带甜味儿的明星贴纸，那是八十年代末从旁边熏鱼摊的食品袋上剪下来的。他说这个贴纸的车号是武昌—昆明。
午后我换个轴承时去小便道上喝水，看见站沿有一群玩跳房子的孩子，用粉笔画的三十六个格子，旁边丢弃的书包拉链上拴一只小铁哨。其中一个大孩子搭着另一个孩子的肩膀上冲一个柱子吹了一口哨，才说：“一会哪列车去岳阳靠站，喷出来的汽才像你饭碗家葱花蒜蓉的气味呢。”
站廊尽头：空车连廊
改造完后我一直爱挖关于连廊的风。其实是那个从商贸楼侧面通到地下通道的一条吊顶走廊，十年前商场堵上了主门，副门就老是聚着避雨的、吃包谷粑的、和值班歇脚的混在一起。走廊尽头的阳台上摆一个旧泡沫箱子，里边的土黑得像搪瓷缸子里头的观音王。是蔬菜店的婶子种的，一年四季萝卜太小、白菜太矮，她的态度就是：“忙乎乎摸黑种两棵辣椒提提鲜。”
今早收市
早上我去路口的点心铺子里买了两只干边圆孔发糕，都沾着碎橘皮。回来被水蒸气蒙住了表蒙，顺手抄起剪发那里人家递来的半张车窗膜边角料来磨擦到它锃亮。我看廊顶那处铁皮焊的风井盖被夹道的穿堂风掀起一边，落下时嘎哒一声。里面不知钻飞出一只塑料袋——一圈一圈绕着监控竿子，慢慢兜着风往下落入候车室的栏栅口。
这时一只手推开一扇木门，把手里快递袋放在我这，并盖住那只锈掉招牌角的白口罩女人又踢自己脚边一小块铁凳折叠桌。我看见那块倒下来的水泥刻度纸一角带着露水边是贴着刚收下来的车站下午第四班长机票务员的“朱紅检讫”章。那不过就是把一切再接着往下编一会儿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