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芗城那条街有啥好玩的|一张旧戏票牵出的老城半日

那张戏票是上个月在姐姐的樟木抽屉底翻出来的。粉红色硬纸,印着“漳州芗剧团”五个铅字,日期是1987年3月14日,票价四角,座位是十五排三号。票根发脆,边缘卷成淡黄色,像一片压平的落叶。我捏着它,突然想起父亲说过,芗城那条街三十年前最热闹的场子,就在街中段的闽南大戏院。于是周末起早,揣着这张票,坐了一个小时公交,钻进了那条街。

一条街的脾性,从早市开始

早上七点半,街口已经全是摊子。卖豆花的阿婆推着铁皮车,铜勺在锅里搅两圈,舀出一碗白嫩嫩的豆花,浇上蒜蓉酱油和萝卜干碎。她收钱找零的功夫,顺手把一个糯米团子塞给旁边蹲着的小孩,说是昨晚上多蒸的,不好浪费。锅边热气往上扑,把她的白头巾熏得有些潮。

我边走边数,这条街其实不长,从中山公园东门到青年路交叉口,也就四百来步。但步子根本快不起来。

巷子中段有个修补搪瓷的老摊,木板上摆着铁皮剪、小锤子、两三罐不同颜色的油漆。摊主是个六十岁上下的清瘦男人,坐在小马扎上,正给一个掉了瓷的绿面盆打磨边沿。他说他从二十岁顶父亲的班修搪瓷,干到今年正好四十年。问他修一个要多久,他头也不抬:“看裂得有多乱,快的二十分钟,慢的得个把钟头。不赶时间,修好能用又几年。”

“现在谁还拿搪瓷盆来修?”我问。
他放下锤子,手指肚朝上转了一圈:“今天早上你是第十个问这个问题的人。上个月有个阿嬷从厦门回来,拿了一个斯大林头像的搪瓷盘,说是我父亲那辈修的,盘底的钩子断了两回,让我照样接回去。你看,只要有人记得用,就会有人记得修。”

戏票背后的十年旧事

顺着门牌找到当年闽南大戏院的旧址,门口挂着“古城文创园”的小木牌。外墙的红砖没拆,大约半层高,上面爬着油绿的藤蔓。里头隔成了几间工作室,做木版年画的、修古琴的、卖手冲咖啡的,混在一处,倒也不打架。

我掏出那张戏票给做年画的师傅看,他扶了扶老花镜,凑近窗光端详了一阵:“这是当年芗剧下乡前的最后一场省内汇报场,日子错不了。”他翻出一本塑料壳笔记本,纸页发黄,上面密密麻麻记着那几年剧团演出的场次和台下大概多少人。翻到三月十四日那页,字迹有点浸水模糊,但能认出“全场七成座,戏完听众不肯走,加演两段”的备注。

那天晚上的事,姐姐倒是反复讲过:散场后没下雨,可是很多人不散,挤在门口等演员卸妆出来签字。她当时太小,人够不着台沿,父亲就把她架在肩膀上。她手里攥着四分钱买的花生糖,低头看见一个穿蓝布衫的女演员,看见她的糖纸就笑了。女演员弯腰摸了摸她的头,说:“小朋友,戏好不好看?”姐姐说她嚼着糖,用力点了三下头。

戏票的边角在我手里摩挲,那个蓝布衫女演员的样貌无人记得了,但弯腰那个动作给姐姐记了三十多年。

街面下的门道和尝得到的旧味

戏院对面开着一家面线糊铺,灶台上架一口大铝锅,锅边围了一圈烤过的蒜头和其他叫不上来名字的佐料罐。我坐下来要了一碗,老板问照不照老规矩加炸蛋和鸭血。他说这条街上的铺子换过半轮,但他家从爷爷那代就守这口白铁锅,底汤是蚵仔和大骨熬的,配料早上六点现炸。

吃到一半,坐在我旁边的断腿收音机播了一段芗剧唱腔。老板用手背擦擦汗,顺口就跟着哼了两句,然后不好意思地抬头笑:“不会唱啦,就是这锅边天天开着戏,拌着面线,耳朵自己就会了。”

我又问他,这条街除了吃的跟修东西的,还有哪里可以用?他放下汤勺,指了指拐角一栋两层的青砖老楼:“那里以前是邮电局旧址,底楼有个公共电话台,楼道里木扶手钉着铁皮号码牌。后来改造,他们保留了那排铁皮号码牌,弄了个旧物交换的角落,你拿家里的旧电池、旧书、旧唱片去,可以换别人放出来的闲物,价格是一张嘴聊多久。”

位置玩法时长参考
街口豆花档站着吃一碗跟阿婆顺口聊两句三到五分钟
搪瓷修理摊拍一张他铺开全部工具的照片两分钟
文创园旧邮箱找到七个不同年份的邮戳拓印半小时上下
旧物交换角用一封旧信封换一张手抄戏词时间看对方讲到哪

我去到那栋青砖楼二层,果然墙上挂着一排磨得发亮的铁皮号码牌。角落里坐了个戴毛线帽的年轻人,身前木箱里堆着不少信封、单据、票根。我说我有一张1987年的戏票,他眼神亮了一下,从箱底掏出一张复印的剧本纸,写的是那一年芗城那条街戏园后台的装台尺寸记——台板左宽右窄,前突半尺古法,上沿框边正好卡一个跑龙套的身体。他把那张复印纸递到我面前,薄薄一层灰味。

我们换的是一张真的旧信封,里头没有信纸,地址栏落着“台湾省彰化”几字。他告诉我说,这信封是几年前在莲塘老街收来的,寄件时间约莫是九十年代初,但收件人那一栏写着“老五张”,也不知道是谁。“大概是托人转交的。”他说着把那张芗城那条街的详电图收进了腰包内侧,再没说第二句。

下楼梯时我忍不住回头望一眼。傍晚的光斜穿过铁皮号码牌,漆面剥落的地方露出底下的铜色。墙角一只烤红薯炉还在冒烟,有个人蹲在炉边,拿小铲子翻着,一个个薯皮烤得焦出糖斑。他从炉膛里夹出一个,包在报纸里递过来,我接住时手背被热气烘得发麻,隔着纸皮闻到甜香。

他问我要不要蘸一点甘草粉。我摇摇头,剥开皮咬了一口,烫得直吸气。他笑了一声,说:“当年戏开场前,后头都是这红薯味混着油墨味,比什么钟都准。

那条街大概不到六百步长。我啃完红薯又逛了一圈,戏院门口的木牌灯还没亮,那个修搪瓷的摊主已经在收家伙了,他把小锤子朝腰间一挂,低头扫地上的铁屑,扫得很慢,像是故意把傍晚扫出一个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