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小姐多吗｜从六渡桥走到江边，一边数一边答
去年春上，店里进了批苏州来的绸缎，花色淡雅，我盘算着汉口的老客们未必认。结果第三天，一个穿墨绿呢子大衣的小姐定了六尺，说过些日子要去做件旗袍。她走之后，对门修表的老赵探进头来，问了一句：“老板娘，你说这汉口小姐多吗？”我没立刻答他，心里却在想——这条街我守了十三年，一拨一拨的面孔过去，数不清了。
早上在水果摊，清点的是头发和鞋子
我习惯每日清早去六渡桥那家水果摊挑些应季的。摊主姓吴，黄陂人，嗓门大。那天他一边给我称荸荠，一边努嘴：“你看那几位，就是楼上裁缝铺新招的。”三个姑娘正在对面吃热干面，二十出头的样子，一人一只塑料凳子，坐得笔直。其中一个把袖口卷起来，露出手腕上一根银链子，链子很细，坠着个指甲盖大的玉扣。
等她们走远，老吴说：“这几年过来帮衬的多是外地姑娘，黄冈的，孝感的，还有湖南那边的。但咱们汉口本地的也不少——你见那些拎着饭盒往江汉路走的，穿布鞋、头发用发卡别得利利落落的，多半是老住户家的小姐。”他说“老住户”三个字时，语气里带着点骄傲，像在说自家的树结了果子。
我记下了这个说辞，但没全信。谁家姑娘是干什么的，光看穿戴哪准？去年就有个常来买抽纸的，看着像学生，后来才知道是附近银行的柜员。
上午守店，听到的是生意话
回店里开门，把布匹一匹匹竖在门板上晒太阳。十点过后，陆陆续续进来几个熟脸。有个姓周的小妹，在民生路做小饰品批发，每月来我这扯两米色丁做包装衬。她话多，今天边看料子边说：“昨儿晚去民众乐园逛，碰到三个小姐在试帽子，一口武汉话讲得脆生生的，老板，你说怪不怪。”
我问她：“你怎么晓得她们是小姐，不是学生？”她咧嘴一笑：“学生不在那个点逛那种帽子，学生逛夜市是凑热闹，她们捡帽子是真试——翻里子，看针脚，还问能不能七天包退。”这话糙，但理不糙。
后来她买完布，我帮她理包装袋时顺嘴问：“你觉不觉得，汉口的小姐一年比一年多？”她把袋子往肩上一甩，头也没回：“多不多不晓得，我只晓得——我店里卖的头绳，去年进了三千根，卖光了。”
午后走了一趟花楼街，遇见的都是具体的脸
下午没什么生意，我锁了门，沿花楼街往江边走。花楼街的巷子窄，晾衣杆横七竖八，滴着水。靠巷口第二家，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在门口择菜，脚边蹲着个小男孩拿铁丝够水沟里的树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买不买藕带？今早从蔡甸带来的。”
我说不买，问她：“你在这条街住几年了？”她把手里的泥甩了甩：“八年。刚来时带着一个箱子，现在多出个崽子。”她朝孩子努努嘴，又说：“以前这条巷子里，住的大多是纺纱厂退下来的老工人。这几年，搬进来的多是做小买卖的年轻女人，卖手机壳的，卖美甲的，晚上收摊回来就蹲在门口洗衣服。”
我问她怕不怕吵。她说：“怕什么，各有各的活法。楼上那个姓刘的姑娘，白天睡觉，晚上在江滩那边摆凉面摊子，天天红油赤酱，生意好得不得了。她租我堂屋改的间，每月初交钱，从不拖。”
她讲这些时，手里没停。花椒壳从指缝漏进笸箩，沙沙地响。
正说着，巷子那头过来个骑电动车的，后座绑着个白泡沫箱。她喊了声：“小刘！今天莫走早了，我家今天煨了汤。”骑车的人回了一下头，是个短发姑娘，脸晒得黑红，笑着点了一下头。她蹬一脚电门，车窜出去，拐弯时后轮带起几片菜叶子。
我看着那个远去的背影，心里忽然有些透亮——我原本想用“小姐”这个称呼，是把人归拢成一类的。可这类人并不存在。
傍晚关店门，看见新长出的东西
回到店里，天已经擦黑。隔壁卖眼镜的老李正好在拉卷帘门，我们搭了两句闲话。老李说：“当年我场子里的师父，就是汉口人，他闺女在武广做导购，每天化着淡妆去上班，下班还去夜校学会计。”老李停了停，“你说这算小姐吗？我说那叫过日子的人。”
我看他要走，便随口问：“那到底多不多？”老李拉了半截卷帘门，铁皮哗啦啦地响，他逆着路灯的光，闷声说了句：“你数数你门口那些脚印子——早上你泼水泼进屋里头的，怕是比你倒出去的还多。”
夜里九点，我坐在收银台后面，用抹布揩柜台边角。铁门外的马路牙子上，坐着一个姑娘在吃烤串，左手一把竹签，右手拿着手机回消息。她面前的地上放着一个印着花卉的购物袋，鼓鼓囊囊的。她咬了一口串，汤汁滴在袋子上，她低头擦，又抬起头笑了笑。不知道她在等谁，也不知道她明天去哪里。但我听见她烤串嚼得嘎嘣脆，那声音顺着风，一直飘到我这块“收款码”的板子上，又晃出去。我索性把灯关了，那口铁锅里的水汽已经干了。我抹了一把灶台，摸到一粒花椒壳，壳上还带这点潮气。我说不清那算什么，只是当晚没舍得洗掉，把它放在窗台的空瓷瓶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