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老凌家塘小巷子叫什么｜卖竹筅帚的王阿婆指的路
七月头一个闷热下午，我骑车拐进怀德中路旁的岔口，车篮里装着两袋要送给亲戚的芝麻糖。头顶的梧桐叶子密得不透风，蝉声从四面压下来。一个穿蓝布围裙的老妇人蹲在墙根择芹菜，我刹住车，问她：“阿姨，老凌家塘那条通到运河边的小巷子叫什么？”她头没抬，手里的芹菜在铝盆里甩了甩水，“你是讲王阿婆修竹筅帚的那条？叫伞巷弄，不过老土地册上写的是伞巷里。”
我推着车朝她指的方向走。路面是水泥重新铺过的，但两侧墙根露出老青砖的茬口，砖缝里长着一撮一撮的虎耳草。走到第三根电线杆底下，看见一块蓝底白字的新路牌，上头印着“伞巷”，下面小一行字标着“旧称伞巷弄”。路牌上被人贴了一张家政广告，边角翘起来，盖住了“巷”字的一半。
这地方其实不算“一条巷子”。它从老凌家塘菜场西墙根伸出去，先是一段只能并排走两个人的窄弄，约莫三十米，两侧是八十年代初建的私房，二层楼，外墙水刷石，有些人家在窗外装了铁皮雨棚，雨棚下头晾着咸菜和蓝白条纹的床单。窄弄尽头往北一拐，豁开一片三角空地，空地中间有一口老井，井圈是整块麻石凿的，井口盖着一块铁皮，铁皮上压着半块红砖。井边有棵歪脖子石榴树，树底下常年坐着几个下象棋的退休师傅，棋盘是块漆皮剥落的木板，棋子揣在饼干铁盒里。
住在这一带的人都直接叫它“老塘巷”，因为顺口，好像老凌家塘菜场派生出的这条毛细血管，天生就该有这个名字。但户口本和房产证上不这么写。房产过户的人来勘查，图纸上标的是“伞巷”，旁边的括弧里加了一行小字：原伞巷弄，长度约八十米，宽一点二至二点四米。别看这巷子短，两边挨着挤出十一个门牌。九号是王阿婆家，大门常年半掩着，门口挂着七八把竹筅帚和两把棕绷刷子，刷毛用旧棕绳扎得紧实，码成一排，像是墙上长出的硬鬃毛。
三号院的门楣上还留着“光荣人家”四个凹形字，是六十年代刻的，漆掉了大半，但笔画依旧蛮利。七号门口横着一辆凤凰牌载重自行车，车座包着红色塑料皮，裂了口，用黑胶带缠了三道。十号住着一个修钟表的哑巴老头，窗台上摆了七八只铝壳闹钟，走时机的嘀嗒声在巷子里交错着，走到中午十二点，各家闹钟先后响起来，声音参差不齐，像一场低质量的合奏。
再往里走，水泥路的尽头突然断掉，露出一段原汁原味的碎石路，路面上嵌着一块长条花岗石，中间磨得凹下去——据说是从前独轮车常年碾过留下的车辙。这段碎石头路通到河埠头，石阶往下七级，河水是浑绿色的，但不发臭。傍晚有人蹲在河埠头洗竹篮，篮子浸下去提上来，水顺着竹篾流回河里。
我问王阿婆伞巷弄这名字的由来。她递给我一个小板凳，自己坐在门槛上继续缠竹篾。她讲，老早前这里的住户多半是撑伞匠、修伞匠，“后来雨伞都变成黑布伞和洋伞了，不兴修。”她顿了顿，“就剩我到制伞厂门口收卖不掉的伞骨子，回来改成竹筅帚底衬用。”她的话被石榴树下一声“将军”打断，下棋的人把棋盘拍得梆梆响。
那条窄弄里还有一家开了近三十年的理发店，叫“小王发屋”。门口只挂一块用铁皮剪出来的白底红字招牌，红漆也褪成了淡粉色。店堂极小，两张老式白莲塘椅，椅背的牛皮破了洞，露出黄色海绵。王师傅今年六十二，从二十几岁剃头剃到现在。他理平头用推子压着头顶往后拉，手法跟别人不一样，一道一道退，像给地皮除草。
理发店的镜像对面是公共自来水站。两个憨粗的水泥池子，各有四只水龙头，早些年没通房子里的自来水时，整条巷子的住户都在这里洗菜、洗衣裳、领淘米水。如今水龙头只剩一只还能用，上头包着蓝布条防漏水，另三只被拆了，拿木塞子堵住。墙面上坑坑洼洼的湿印子还在，一层摞一层，像一张陈年的地图。夏天傍晚六点，下班的年轻人拎着不锈钢盆来接水，说井水冬暖夏凉，拿来冰啤酒比冰箱省电。
巷子中段有一面老墙，青砖砌法叫做“开砖”,立着侧着交叠嵌成。墙体被雨水洇出高高低低的轮廓线，颜色从浅灰渐变到深赭色。墙根摆着三四只粗陶荷花缸，缸里种的不是荷，是朝天椒和韭菜。缸沿上一只蓝灰色野猫蹲着舔爪子，见我走近，慢慢站起来，跳到隔壁违建的铁皮屋顶上去，脚掌落地的声音闷闷的。
我推着自行车想原路返回，但窄弄里正有辆黄鱼车倒进来，车厢装满了空的白色塑料筐。骑车的商贩从老凌家塘菜场收完货回来，他是给巷口卤菜摊送货的。他把车靠在墙边，弯腰解绳子的时候，我问他这巷子到底叫什么。他直起身，挠了挠后颈的汗，“老凌家塘这片，早年间统称‘西市沿’，你具体指的是哪截？”他指了指我身后的河埠头，“这一段叫伞巷弄，再往前十八家买粪船停靠的码头那段，叫作黑簖弄，老早就封掉了。”
王阿婆在门槛边补完一把筅帚，把它架上墙角的木架，与那些待售的筅帚并列。木架顶上搁着一只玻璃腌菜罐，水封的坛沿里蓄着变绿的井水，浮着两片干石榴叶。晚风从河埠头灌进来，沿路吹过碎石路、老花岗岩凹槽、公共水站的蓝布条，一直吹到擀面杖一样粗的铁皮雨棚边缘。井边下棋的人收了棋盘，把棋子放回饼干盒，铁皮盖“当”地合上，声音顺着巷壁弹了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