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婚介所100米以内｜菜场旁弄堂里那间门面
周三下午三点，我沿着电厂三村那条水泥路往东走。路边梧桐树刚冒出新叶，树皮上有人用粉笔写了“通下水道”和手机号。老赵让我帮他女儿问相亲的事，说资料上写“要求男方住附近婚介所100米以内”，我不懂这个条件，他说你去看就晓得了。
走了大约一支烟工夫，看到菜场后门的鱼摊摆出来，腥味混着炸油条的油气。鱼摊对过弄堂口挂着一块蓝底白字的塑料牌，上面印着“牵手缘婚介所”，白漆掉了一半，“缘”字缺了右边。弄堂宽度刚好够一辆三轮车进出。
门面开在一楼住户的窗户下面，灰色水泥墙，铁栅栏门半掩着。门口放着一把红色塑料凳，凳腿上缠着透明胶带。一个穿深蓝工作服的男人坐在凳子上翻手机，见我走近，抬头问：“找谁？”我说来看相亲资料。他朝屋里喊了一声“有人问事”，随即继续低头看手机，屏幕上是某社交平台的消息列表。
屋里一台落地扇嗡嗡转着，扇叶罩网上沾满灰，几根绒线头缠在铁丝上，颜色鲜艳，像是有人特意系上去的——有的红，有的绿，大概三年前流行的那种粗毛线。靠墙一排铁皮柜，柜门开着，里面按字母分档，A到Z用白纸贴着。柜子旁边是一张折叠桌，桌面上铺着玻璃板，玻璃下压着好几张收据和一张手写地图。地图用圆珠笔画的，从附近婚介所100米以内往外延伸，标了公交站、公共厕所、豆浆店门牌号和小区入口。纸边卷起来，被一碗吃剩的凉皮压着。
老板娘从里间走出来，五十多岁，扎马尾，穿一件褪色的枣红羽绒马甲，马甲胸前口袋插着三支笔，笔帽颜色不同。她问我：“你给谁看？”我说老赵家的女儿，叫赵芳。她翻抽屉，找出一本活页夹，翻到B栏，抽出两页纸。纸上端写姓名，下端用订书机钉着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发黄，边缘有茶渍。
“赵芳，92年的？搞文字工作的？”她用笔尖点着格子。
“是，在广告公司做排版。”
“她要求周围100米有婚介所？”老板娘笑起来，嘴角的皱纹挤在一起，“那是她妈的意思。她妈以前在纺织厂上班，下了夜班不敢走远路，觉得相亲对象住得近才稳妥。其实这条件写上去三年了，翻资料的人没一个问过。”
她递给我那张登记表背面。表格下面有一行小字：“所有联系人均为楼下理发店、彩票站、修车铺的熟人。面谈地点：弄堂口第三个灯柱下。”这行字用铅笔写的，被橡皮擦过，剩下一半还能认。
我坐在凳子上看那沓纸张。共四十七份，全部用回形针夹着。最近一份登记时间是去年冬天，申请人叫孙德亮，54岁，木工，写明“丧偶，有一女已出嫁”，地址一栏填的是“附近婚介所100米以内”那套老工人村。他写的备注是：“夜里手抖，煮面条放盐两次，想找个能帮我尝咸淡的。”
老板娘把活页夹收回去，锁进铁皮柜最下层。
门口那个蓝工作服的男人站起来，将手机放进裤兜，说：“阿姐，我表弟还没对象，改了介绍费，先记着。”他指了指对面卖炒货的摊子，“那摊儿子上个月相亲，直接约在对面豆浆店，走路三十步。成了，下个月办酒，在红房子饭店。”说完他骑上电瓶车，车尾绑着一捆塑料水管，轧过减速带时发出哗啦声响。
我起身准备走。老板娘叫住我，从暖水瓶里倒了半杯温水递来，杯壁外侧印着“XX机械厂第三届职工运动会”一行字。水温刚好，不烫。
这时一个戴绒线帽的大爷拄着拐杖走进来，颤巍巍地问：“我那条写了‘要求老伴会做腌菜’的信，有没有人回？”老板娘翻出一本硬封面练习本，本子上密密麻麻记着编号。我瞥见其中一行墨迹已经淡了：“×月×日，孙德亮问过腌菜的事情，答复可以学。”但在下角，那行字又被黑色圆珠笔划掉了。
屋里电扇停转——它每隔几分钟自动断电，需要人拍一下底座才重新转。老板娘用手背拍了两下，扇叶重新动起来。她对大爷说：“没人回，上周那页给养花的人要走了。”
大爷点点头，转身走出去。我跟着他一起出铁栅栏门，看见他站在弄堂口那颗苦楝树下，从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看了十几秒，又折好放回去。树上挂着半旧的塑料袋，里面装着沙子和一缕假发，不知谁放的，挂胶带褪成白色。苦楝树下方的路沿石缺了一角，露出来的水泥茬子上，有用刀刻过的几个字，但我蹲下来时已看不清笔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