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街上在店门口站着女人的背景｜蓝布围裙与蜂窝煤炉子
如今走到二街中段，门板还是那几扇桐油漆过的杉木门，门环上拴着根红布条，早褪成粉白色。只是门口的蜂窝煤炉子不在了，换成一盆半枯的仙人掌。我蹲下来摸盆沿的缺口，想起一九九七年夏天，这地方站着个女人，围蓝布围裙，手里攥着把蒲扇，一下一下赶苍蝇。她身后是酱油缸，缸边叠着二十三只空酒瓶，瓶嘴朝外，在太阳底下反出黄绿色的光。
要说清楚这件事，得从那年五月的雨水讲起。
一、雨停之后的煤灰线
二街连着城隍庙后巷，全长四百米出头，最宽处刚够两辆板车错身。街两侧都是两层砖木老屋，楼下开店楼上住人，二楼窗台上晾着咸菜和旧棉袄。五月底连下三天大雨，街面起了一层青苔，墙根的砖缝里往外渗黄泥水。我连着来三天，都看见邮电所退休的顾伯蹲在自家门口，拿铁皮桶接檐水，滴答滴答，桶底垫着块断砖。
顾伯隔壁就是那家店，没挂招牌，只在门楣上钉了块白铁皮，用红漆写着“日杂”。店里卖的东西杂得很——绍兴黄酒、零拷酱油、草纸、煤油灯罩、解放军鞋，靠墙的玻璃柜里还摆着几盒万金油和仁丹。早上七点半，卷帘门往上推，底下先露出一双解放鞋，然后是一条蓝布裤子，再往上，就是那个女人的脸。
她四十来岁，头发用黑塑料夹子别住，两鬓碎发总滑下来，她就拿手背往上蹭。围裙洗得发白，胸口那块沾着酱油印和煤灰印。她不做饭的时候站在门口，也不张望，就是站着，两手交叠放在围裙前襟，偶尔拿蒲扇拍一下自己小腿。
邻居小孩放学路过，喊一声“陈师母”，她应一声“哎，放学啦”，转头从兜里掏一颗水果糖。糖纸是玻璃纸，揉得哗哗响。
二、一车煤饼的账
六月初一个下午，拉蜂窝煤的平板车停她店门口。车夫五十多岁，脊背晒成酱色，把八百块煤饼一块块码到门口高台子上。她立在门边数数，手里捏着半截粉笔，每数到二十就在墙皮上画一道杠。画到第八道杠的时候，车夫说：“陈师母，你男人上次说这月月底结。”她没回头，把粉笔头装进围裙兜里，说：“他不在家，你把条子给我。”车夫从裤兜里掏出一张被汗浸软的烟壳纸，她接过去压在酱油缸底下。
那天我蹲在街对面的电线杆下修自行车链子，听见车夫走出几步又回头喊：“陈师母，你家那对景德镇坛子，要是哪天不用了，我拿两个新塑料桶跟你换。”女人没应声，转身进店去，把蜂窝煤炉子上的铝壶端下来，往搪瓷缸里续水。
第二天早上我再路过，那两个青花坛子已经搬到门口的矮柜上，坛口扣着搪瓷脸盆，盆底缺了口，露出一圈黄锈。她照样站在门口，蒲扇搁在坛子沿上。
三、中秋节的空酒瓶
陈师母的男人我见过一次。八月十五那天傍晚，他骑辆凤凰自行车回来，后座绑着两盒月饼。他把月饼递进柜台，又拿出来一块，掰了一半给她。她咬着月饼歪着头，忽然问：“你在外边见过那种冰柜吗？上面是平的，插电，汽水搁进去拿出来是冰的。”他蹲在门口呼噜呼噜吃面条，把汤都喝光，说：“回头再说。”
那之后我就没再见过他，倒是看见了更多细节——她门口的酒瓶越积越多，从三只变成七只又变成二十三只。装豆腐的木板匣子搁在台阶上，落上一层灰。墙上那道粉笔杠忘了擦，雨水一淋，糊成一团白渣。
四、后来的店名
最后那次见她，是冬月初，刮北风，她围了件军绿棉袄，蓝布围裙系在外头。炉子上炖着萝卜汤，咕嘟咕嘟冒白汽。有人骑着摩托过来，站在店门口问：“有热水吗？灌一壶。”她说有，拎起铝壶。那人看见她围裙上的酱油印，又补了一句：“你是老板？之前那个老板呢？”她顿了顿，把壶嘴对准他的旅行壶口：“走了。这店现在我说了算。”
那壶热水灌满之后，摩托呼哧呼哧开走了。她拿炉钩子捅了捅炉膛，火苗窜上一截，照亮她嘴角一粒白米饭。
我后来搬走了，再回二街已经是宣统年间修的那面墙被水泥抹平之后的事。店门口换了人，卖电热水壶和不锈钢盆，玻璃柜里放着收银机。那个青花坛子我找了找，没有。只有盆仙人掌孤零零站在门槛边，刺上挂着一圈碎毛线头，像是有人拿它揩过手。
隔壁卖米的阿姨递给我半块姜，说：“陈师母走的时候，从店里拿了三只空酒瓶，说是去老西车站接人。”
我蹲在仙人掌旁边，数水泥地上的裂缝，数到第十二条的时候，闻到一股煤灰味，回头一看，不知谁在墙角搁了一截没烧完的蜂窝煤，断面上还露着几根干草秆。我捏起来，指肚沾了一层黑灰，像那年在墙上抹开的粉笔杠。
风从巷口灌进来，吹动仙人掌盆沿系着的那圈红布条，布条上打了个水手结，打得歪歪扭扭，倒像是谁着急出门，随手一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