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红联渡口妹子搬哪去了｜渡船停了，人还在老地方
上礼拜六，我骑电瓶车从镇海城区过甬江，到红联渡口碰运气。江边风大，渡船铁壳子还在，船尾的柴油机拆了，甲板上晒着两筐萝卜干。看船的老祝蹲在跳板上抽烟，我问：“红联渡口妹子搬哪去了？”他拿烟头指了指对面招宝山：“渡口关了三年，卖茶叶蛋的小何搬去小港菜场，缝纫机摊的周姐回了骆驼，倒是卖糯米糕的矮脚阿婆，每天还来，就坐原来那个石墩子上。”
红联渡口最闹猛是八九十年代，镇海到宁波市区全靠这条水路。四点半头班船，船票两毛五，后来涨到一块二。天没亮透，候船棚里全是人——上早班的棉纺厂女工、挑着菜筐的农民、去城里读书的学生伢。妹子们是渡口最亮眼的存在，不是指哪个特定的人，是三五成群结伴过江的那拨姑娘。她们大多二十出头，住红联村或者江南乡，在镇海那边做营业员、裁缝、饭店跑堂。
每天傍晚五点半，下班船靠岸，渡口的石头台阶上挤满等她们的人。卖茶叶蛋的小何那时才十八岁，煤炉上铝锅咕嘟咕嘟冒气，她一边收鸡蛋壳一边跟下船的妹子打招呼：“阿芬，今朝新华书店有新到的毛线花样书，帮我去看看啊？”阿芬的辫子盘在头顶上，手里拎着铝饭盒，会停下来摸出五分钱买一颗蛋，趁热掰开沾椒盐吃。小何记得她们的太多事。
一、小何的煤炉摊——妹子们的第一站
小何现在五十二岁，在小港菜场东门口租了个摊位卖卤味。我问她当年在渡口摆了多少年，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遍，伸出三根手指：“从一九八六年到二〇一九年，三十三年，冷天棉袄，热天汗衫，没缺席过一天。”
她记性好，能报出常客的名字和大概上班时间。最稳定的是阿菊，在镇海鼓楼那边一家布店做量尺，每天早班船六点十分，她永远第一个到候船棚，靠柱子站着，手里捏一卷《故事会》。阿菊话少，但逢端午节会多买两个茶叶蛋，说带给她娘吃。
- 跑外勤的妹子随季节换衣服，春天穿的确良衬衣，秋天加件拼色毛背心，脚上清一色白球鞋，一个月刷一次。
- 国营厂女工戴蓝布工作帽，帽檐压到眉毛，下船时会拍掉身上棉絮，一拍的灰尘在阳光里飞。
- 有对双胞胎姐妹在宁波第二百货站当柜员，两人每天分头坐不同班次，说是不想让同事认出来派活的时候叫错人。
问妹子们搬哪去了，小何停下手里的卤水勺：“搬走百分之八十。有的嫁了人跟丈夫去外地，有的在镇海买房子过日子，还有几个去了上海，听说在服装市场做生意。”她想了想，补一句：“北仑开发那几年，好多妹子进了集装箱公司的办公室，穿制服打领结，比我还体面。”
二、渡船停航那天，码头上的人都在
二〇一九年六月三十号是最后一班渡船。我那个忘了，小何记得清清楚楚：“下午三点五十分开船，比平时提前四十分钟。”那天不是妹子们坐，是全镇海跑来拍照的年轻人，还有几个老船客，裤兜里揣玻璃瓶装的杨梅酒。
阿菊也来了，已经退休，头发剪短了，穿一件深灰色夹克。她在码头上站了一会儿，走到小何摊前买了两颗茶叶蛋，说：“小何啊，以前觉得这地方土，现在舍不得。”她捏着蛋没吃，放进布包里带走了。从此红联渡口再无渡，对岸镇海抬头可见，但绕路要开车二十分钟过隧道。妹子们的面影一天天淡下去。
缝纫机摊的周姐是另一个落点。她在候船棚北侧支一台蝴蝶牌缝纫机，给乘客扦裤脚、换拉链、补破洞。高峰时候一次排五个，她踩机子踏板踩得油亮，说话同时剪刀不停：“妹妹你那膝盖补丁要用涤纶线，棉线绷几天就散。”她最清楚谁瘦了谁胖了，因为改裤腰是最好的量尺。周姐搬去骆驼后，在小区车棚里继续接活，工具还是那台缝纫机，上海牌，一九七九年买的。
“上个月有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来找我补一件西装。”周姐跟我说，“一开口我听声音熟的，她笑：“周阿姨，我是小燕呀，以前棉纺厂挡车的，你帮我补过两条工作裤屁股那儿的磨破。”周姐蹲下来找线，找到一轴湖蓝色的——那正是十几年前小燕最爱用的颜色。
三、糯米糕阿婆还在原地
所有人都觉得红联渡口最顽固的是矮脚阿婆，她本名叫李彩娥，今年七十四岁，耳朵有点背，头发夹在网兜里。渡口岸边有几只石墩子，当年等船的乘客当凳子坐，阿婆就坐在第三个石墩上，面前放木盆，上面蒙纱布，掀开来热腾腾白糯糯的糯米糕。一块钱一块，淋几滴糖桂花冰糖水。
她不像别人卖东西吆喝，就是等，红润的脸上挂着安静的表情，谁走近她就把纱布揭起来。妹子们关照她生意，多半因为她不多话，买一块糕，她就翻出报纸包好，递过去的时候轻轻点一下头。
渡船停运后，阿婆还是每天上午搬板凳来，坐石墩上，木盆里搁空盘。退休的老码头工过来陪她下跳棋，下三盘走一个。有位出租车司机偶尔停车，拿五块钱放盆里不要糕，说当年他追老婆的时候，就是靠每天买阿婆一块米糕，硬生生把老婆公司的姐妹们嘴巴抹甜了。阿婆收了钱，照样留着盆底那只缺了角的蓝边碗，里面有半碗米糕碎块。那碎块是为老主顾留的，万一来人想尝尝“原来的味道”。
“糯米要泡六小时，米粒发白才碾浆，压去水分，再蒸足四十分钟。”她朝我比划，袖子下面露出戴了三十年的银镯子，一个被磨出毛边的月亮形状，“妹子们都爱吃顶上层那块带焦边形的，脆。我不换地方，就是不知道她们吃到煮不动的时候，还记不记得这口热乎的东西。”
四、修钟表的老陈留着一张旧船票
渡口斜对面那条巷子底，有家钟表维修店，店主老陈七十一岁，红联本地人。他抽屉底压着一张十九八几年的蓝色船票，长方形，角上磨损，船票金额印着“贰角”。他不卖，谁也不卖。问缘由，他戴着寸镜，手柄锉刀慢慢修一个机芯，说：“这票子是我结婚那天买的，两张，一张给我，一张给阿芳。”阿芳是他亡妻，也是当年渡口的常客，在宁波绣品厂做刺绣工。
阿芳每天中午十二点过江上班，做到晚上八点再乘末班渡船回来。老陈那时候二十几岁，在江边等她下班，靠着自行车，手电筒朝对岸晃三圈，意思是“我到了”。阿芳的身影一出船舱就看见亮光，她跑上台阶，头发带潮气。婚后他们租了红联村老宅的东间房，床架子是樟木的，几个红漆皮箱一只摞一只，存着阿芳绣的枕头套，牡丹缠枝的图案从没褪色。
“阿芳走的那年，渡船还在。”他拧紧一颗螺丝，把表盘合回去，“后来别人问红联渡口妹子搬哪去了，我看不光是搬地方，是那个时间段的活法整个搬走了。”他指着窗外新修的江堤——石阶拆了，候船棚拆了，现在那里是一条绿化带，种了六行紫叶李。
我离开钟表店时，回头看了一眼。矮脚阿婆已经收摊，木盆倒扣在石墩上，底下压着一块包米糕的牛皮纸，风来了，纸角翕动两下，又落下去。红联渡口对面，招宝山的灯火刚好亮起一圈，江面有挖沙船的倒影，却再没有听见柴油机的突突声从雾气里拖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