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堰妹子一般多少米｜山城姑娘的身价与行情
我店门口那棵梧桐树，今年叶子落得早。九月底的风一紧，黄叶就铺了半条街。隔壁修鞋的老周蹲在台阶上抽烟，见我搬出烤红薯的炉子，慢悠悠问了一句：“老板娘，你晓得十堰妹子一般多少米不？”我手上没停，往炉膛里塞了两根干柴，反问他：“你说的‘米’是哪个米？是吃的米，还是票子？”老周把烟屁股摁灭在鞋掌上，咧嘴笑：“都算。你在这儿开了八年店，南来北往的客，心里该有本账。”
十堰这地方，山多，沟多，厂子多。早些年二汽在的时候，街上走的都是穿蓝工装的人。现在厂区搬了一部分，年轻人往外走，留下的，多半是家里有点牵挂的。我这小卖部，卖烟酒、卖零食、卖针头线脑，也替人收过快递、代缴过水电费。来得勤的姑娘，我基本都能叫上名字。
账本上的数字
要说“米”，得分开算。
头一层，是彩礼的行情。前年腊月，住在老街巷尾的小何结婚，男方是本地修车行的，家在郧阳区。小何她妈嫌男方给的礼金少，在店里买了两包盐，站在柜台前跟我絮叨了半个钟头。“你说现在十堰妹子一般多少米？隔壁老王闺女，去年嫁到襄阳，人家男方连房带车，礼金给了这个数。”她伸出三根手指头。我给她找了五毛钱，没接话。后来小何还是嫁了，听说礼金没涨，但男方答应在十堰市区首付一套小两居。小何她妈又来买醋时，脸上倒是有笑模样。
第二层，是彩礼之外的自主开销。现在这一茬姑娘，二十出头的，进店从来不问价。拿一瓶东方树叶，扫二维码，手机一响就走了。但有几个老主顾，买东西喜欢跟我聊两句。
“老板娘，你说我这月工资三千二，房租八百，吃饭六百，剩下全买衣服和面膜，存不下来一个子儿，是不是废了？”
“你又不啃老，自食其力，废什么废。存不下就存不下，你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比那些背着房贷的人轻省多了。”
这话说完，她笑了笑，又拿了包薄荷糖。她叫小瑗，在五堰街一家美甲店打工，租的是那种老小区隔断间。早上十点上班，晚上九点半下班，星期六也不休。她每次来都买最便宜的那种桶装水，两块钱一大桶，说宿舍烧水壶煮开晾凉，能喝一天半。
小瑗这样的姑娘，身上穿的、脸上抹的，加起来一个月不会低于八百块。但你说她们穷吗？不见得。手机是刚换的，大概四千多；头发染的颜色，是那种带灰调的蓝，染一次要三百。她们手里的“米”，是挣一分花一分，能爽一天是一天。
山城姑娘的底气
我店里有个角落，放着两台老式缝纫机，早几年还帮人改裤脚，现在堆了灰。真正让我开眼的，是前两个月来的一对母女。
母亲五十岁上下，穿着褪色的深蓝外套，在货架前挑了一提卷纸，两袋洗衣粉。她女儿站在门口，白T恤，牛仔裤，背着个不小的帆布包。看上去普普通通，直到她接了个电话，我听见她说了句：“对，设备已经联系好了，这周末先去竹溪县踩点。”
等那母亲付账时，女儿走进来，扫了眼货架，问我有没有好一点的插线板，要带USB口的。我给她找了一个公牛的，二十五块。她看了看，说行，又问她妈要不要带几包挂面。她妈摆手说家里还有。母女俩出门时，我听见母亲小声说：“你爸说那边坡陡，让你开车慢点。”女儿应了一声：“晓得。我开慢些。”
后来我才知道，那姑娘在大学学的是农业技术，毕业没留武汉，回了十堰，跟几个同学搞了个小型生态种植合作社，专门往周边乡镇跑，教农户用大棚种菌菇。她买插线板，是给老家的奶奶烧水用——奶奶住的还是那种老屋，墙上有黑黢黢的电线。
这种姑娘，你说她身上有多少“米”？她卡里可能没几个存款，但她手机里存着全镇种菌菇农户的电话，后备箱里随时放着胶鞋和雨衣。十堰妹子的“米”，有时候不在钱包里，在脚底板的泥巴里。
秤上的分量
我店里有一台老盘秤，铁锈色，平时挂在墙上，没人用，挂着挂着反而成了老物件。前几天有个小姑娘来买砂糖橘，称完我说二十三块五，她翻钱包找五毛钱，掏了半天没找着。我说算了，抹了。她不肯，硬是去隔壁换了五毛钱纸币，塞到我手里。
那张皱巴巴的五毛钱，我捏了捏，扔进抽屉的铁盒子里。那盒子里攒着不少硬币和零票，都是这些年客人抹零抹下来的。我有时候晚上关门，会把盒子倒出来，数着玩。数着数着，就能想起买这些零碎东西的人——有在夜市摆摊的，有在机关单位上班的，有刚下夜班穿着工装的。
十堰妹子一般多少米？这个问题，你要是认真问，我还真答不上来。看着高的，可能连下一个月的花呗都要拆东墙补西墙；看着朴素的，可能转手就捐了两千块给老家小学修操场。我开店这些年，见过太多水灵灵的姑娘，从穿校服买辣条，到穿工装买桶装水，再到牵着娃娃来买旺仔牛奶。
只是，最近小瑗有一个礼拜没来了。我问隔壁卖煎饼的大刘，他说见小瑗提了个行李箱，上了去武汉的高铁，说是那边美甲公司挖她去做店长，底薪加提成，一个月能到六千多。大刘说：“我还挺想她的，她每次买水都会多买一瓶，送给我家娃。”我点点头，没接茬。
炉子里的红薯该翻面了。我用火钳夹出一个，皮已经焦黑，掰开来，瓤是金黄色的，冒着甜气。梧桐叶又落了两片，正好落在门口那只装空瓶的塑料筐上。筐底积了雨水，叶片漂在上面，绕着瓶口打转，像是不太想沉下去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