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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口公园小巷子100米还有吗｜老墙根下寻了十七年

雨是早上六点停的。我蹲在浦口公园东门那棵歪脖子梧桐底下，鞋底糊了半寸黄泥。一个穿蓝布褂子的老头拎着鸟笼从我面前过，笼子里画眉叫得正欢。我叫住他：“师傅，老巷子还在不在？就是那种窄得只能过一个人的，墙上爬满络石藤的。”老头停下步子，扭头朝公厕方向努努嘴：“你说的是缝子街吧？早拆了。你往垃圾站那边数，电线杆上还钉着块蓝牌子。”我往他指的方向跑了三十来步，果然在一排新刷的灰墙尽头撞见那块铁皮门牌——缝子街，50至120米段。牌子锈得厉害，“米”字只剩半边。

找到那条缝

用“缝”字一点不夸张。两栋六层老楼之间的防火间距，本来就只剩一米二宽，后来有人在外墙搭了砖棚，硬把通道挤成八十公分。我侧着身子挤进去，肩膀擦着潮湿的红砖，鼻子里是雨后的青苔气。往前走了大约二十米，头顶的晾衣绳横七竖八挂着几件中山装和小孩的棉毛裤，滴下来的水珠落在我后脖领里，凉飕飕的。

又走一段，巷子左右各开了三扇木门。第一扇门半掩着，门板上用粉笔写着“配钥匙 3元起”。第二扇门是铁的，涂了层海军蓝的漆，漆皮卷成一个个小圈。第三扇门最老，是两扇对开的杉木门，门环是黄铜的，磨得发亮。我试着推了一下，门没锁。里面是个天井，地上铺的石板缝里长出不少马齿苋。一个戴老花镜的老太太正坐在竹椅上择韭菜，看见我，没说话，只朝墙角的水龙头扬了扬下巴。墙角摆着个铝盆，接的雨水满满的，里面泡着三根丝瓜。

“姑娘，你是来看门墩的吧？”老太太突然开口，声音像砂纸磨铁。我这才注意脚下那对门墩是青石雕的，左边刻着梅花，右边刻着竹子，刀口都被脚步磨圆了。“这东西少说六十年了。”老太太放下韭菜，从围兜里摸出半包大前门，抽出一根点上，“以前这条街住着轧钢厂的老工人，早上五点就听见有人推着板车出巷子，板车轮子碾在青石板上，哐当哐当，跟打更似的。”

100米的尽头是堵墙

我问老太太巷子有多长。她拿烟头比划了一下：“过去正好一百来米，走到头是个死胡同，墙根底下有个防空洞入口，后来封了。现在你走到头，能看见墙面上用红漆写的‘严禁倒垃圾’几个字——那字是1993年居委会的老周写的，用的是桐油调和漆，到现在还看得清笔画。”

我谢过她，继续往前走。路面从水泥变成碎砖，又变成压实的泥土。两侧墙根堆着空花盆、破搪瓷缸、一个缺了轮子的旧缝纫机。有户人家在屋檐下挂了一串红辣椒和一辫子蒜，辣椒被雨淋过，颜色格外鲜艳。走到头，确是一堵两米高的灰砖墙。墙上那行红字，确实像老太太说的，每一笔都还硬朗，“严”字下面那横特别长，拖出去快一尺。墙角码着几摞蜂窝煤，都被雨水泡发了，黑黢黢地塌成几堆。

往回走时数了数

从入口到墙根，我做了标记：一共是107步。我一步63公分，算起来67米。但这不是绝对数，因为墙在二十年前重修过，往南缩进来三十多米的距离。我问隔壁小卖部老板娘，她叼着冰棍勺子说：“现在这一段还不到七十米，但大家还是叫它‘百分巷’，叫着玩呗。你要非问还有没有一百米——整条街从中山码头搬过来的老住户都没了，你去问谁？”

她顺手给我指了指墙外：巷子尽头那堵灰砖墙背后，是一片推平的空地。空地角落有个自来水阀，露着半截螺旋杆，水渍洇了一圈暗痕。“等拆迁公司把墙推了，这条巷子会彻底变成新小区的消防通道。”老板娘把冰棍棍吸得咂咂响，“那时候你再来，闻不着潮气，也看不见门墩了。”

天井里的老太太不知何时已经起身，把择好的韭菜码进一个搪瓷面盆里，又往盆里扔了两把木耳。她回头冲我说：“你要拍照片就趁这会儿。等太阳全出来，巷子里的水汽一散，墙上那些绿苔就不亮了。”她烟还没掐，烟雾顺着晾衣绳往上升，一直升到比电线杆还高。

我站在墙根底下，鞋上又沾了新泥。外边那棵歪脖子梧桐的叶子正在滴水，水珠砸在铁皮门上，当当响了好几声。远处翻斗车的倒车蜂鸣声响了三下，然后停了。空气里有股松木和焦炭混合的味道，从墙缝里的某个角落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