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火车站后面的巷子｜老铁路家属区的烟火气
今年开春，火车站后面那条巷子终于拆了半边墙。推土机把原先焊死的铁皮门拱开时，铁锈渣子簌簌往下掉，露出里头几棵歪脖子杨树——正是我教了四十年书的那所铁路子弟小学的操场边沿。现在巷口剩一家修鞋摊，老马蹲在摊子前，手里攥着锥子，冲我咧嘴笑：“张老师，您那解放鞋底子，我再给您纳两针？”
这巷子其实没名字。老住户都叫它“车站后头”。从银川站老站房西侧的水泥坡道下去，绕过货运仓库的灰砖墙，七拐八拐就到了。最早是1958年包兰铁路通车时，家属区自己踩出来的土路，后来铺了碎石子，再后来糊了层沥青——沥青底下还压着当年苏联专家绘图用的三角板印子，那是1993年翻修时，我亲眼看着工人从路基里刨出来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刚调来铁路中学教语文。每天骑辆“飞鸽”二八大杠，从鼓楼拐进这条巷子。清晨五点半，巷子最东头的豆腐坊准时开磨。老周头用毛驴拉磨，驴眼睛蒙着蓝布罩，蹄子哒哒地磕着石板。豆浆锅热气往上顶，和隔壁机务段锅炉房的煤烟搅在一处，整条巷子飘着股甜腥味。我常常在豆腐坊门口支住车，买两块热豆腐，掰半个自家带的玉米饼子，蹲在巷子沿上吃。
老周头一九七五年从东北调来，带着一家六口，先是睡在货棚里，后来用油毡纸和砖头码了两间偏厦。他媳妇在巷子中间的空地上拉铁丝晾尿布，花花绿绿挂成旗阵。孩子们在下面钻来钻去，辫梢撩着被单角。那时巷子西头没有正式厕所，只有一个半人高的旱坑，木板上钉着铁把手，雪天滑得人攥不住。
真正的热闹是从千禧年后慢慢冷下去的。 2004年铁路系统搞主辅分离，机务段迁到西夏区新址，货车编组场也挪走了。巷子里的补胎铺子、修表摊、卖羊杂碎的小馆子，一家家摘了幌子。老周的豆腐坊改成了托儿所，粉墙刷了三遍，院里摆上滑梯和跷跷板。
但老马不搬。他在铁路局干了三十年油漆工，退了休就在自家窗户底下支了个修鞋的木头盒子。盒子里三层隔板，装着不同粗细的麻线、皮钉、橡胶胶皮。有回我拿双磨偏跟的皮鞋去修，他拧开保温杯灌了口茶，说：“张老师，您教那帮孩子语文，教了三十六年；我修这鞋底，也修了不少年头了。”他指指工具箱底层压着的一张泛黄奖状，是1988年铁道部给“青年文明岗”发的，那会儿他还在油漆车间搞防锈漆改良，兑土办法被记了三等功。
这条巷子最宽处不过三米半。中间有块地方，是两栋红砖家属楼之间的夹角空地，夏天搭起葡萄架，底下摆几张油漆斑驳的长条凳。坐这儿能看见老站房钟楼的指针，慢吞吞地走。我年轻时候下了晚自习，常夹着备课本走到这儿，靠在电线杆上看星星。那边是站台，蒸汽机车头喘着粗气调头，挂钩碰挂钩，哐啷哐啷震得地面发麻。
2014年冬天，巷子里的铁皮管道老化漏水，自来水公司开挖抢修。刨到一米多深的地方，挖出一排生了锈的铁轨码钉，粗如大拇指，棱上刻着“PAK”三个字母。老马蹲在坑边看了半天，说这是老毛子留下的，当年包兰铁路建设用的钢轨码钉，用这种样式锁底板。后来回填时，他们把那几个码钉留在了路边，如今埋进水鬼的水泥台子底下，谁也不会注意。
现在，巷子住户搬得差不多了。东头的托儿所关了门，红砖墙上还留着马赛克拼的向日葵图案，太阳花瓣掉了大半。西头的旱坑早填平了，盖了两层小楼，一楼是卖五金电料的，卷帘门上贴着“收旧手机换大剪”的红纸。只有下午四点半，铁一小放学的娃子们像小雀一样涌进巷里，跑到老马摊前玩碎皮子，他才把锥子往耳朵上一别，从泡沫箱里摸出几颗高粱饴分给大家。
昨天我又去巷子里走了趟，老站房要改造，铁路文化主题公园的规划图贴在货仓外墙上。图纸左下角标注的“车站后巷历史步道”，正是老马修鞋摊的位置。他那把扎满蜡线的锥子，如今插在一只胶鞋底上，鞋尖朝着太阳落山的方向。
风从干渠上头刮过来，把煤灰和杨花卷成小旋，扫过巷口的铁皮门。那只门上有半截身子的白色粉笔画，形迹模糊，倒像是早年间我的学生蹲在这儿画的。画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人，骑着二八大杠，车后座上绑着教案袋，前头篓子里塞着两根刚从豆腐坊买的湿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