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湾七甲街女的都去哪了｜三十年前她们在洗碗，现在她们在管账
七甲街的早晨，从五点二十的卷帘门声开始。我在这条街上修了二十三年钟表，柜台玻璃底下压着七张泛黄的取货单，单子上的名字全是女的。陈秀兰，潘玉梅，张翠花，李阿素……最晚的一张是1998年3月11日，一只上海牌半钢手表，表带是自行接的红色尼龙绳。后来没人来取，我也懒得扔，就压在玻璃下面，像压着一整条街的秘密。
这些年总有人问我：七甲街的婆娘们都去哪了？我拧着手表的游丝，拧一圈，少一个女人。拧一盘，少一个熟脸。说来也怪，明明是我修表的手艺养活了这条街，可我看得比谁都清楚——这条街上，真正拧动时间的人，全是女的。
她们在摊位上活成了精
九十年代的七甲街，是女人的天下。早上菜市场占摊位的是她们，中午蹲在路边吃盒饭的是她们，傍晚收摊劈柴数钱的是她们。男的？男的要么在车间三班倒，要么躺在藤椅上修收音机，一动不动等到饭点就喊饿。
我摆摊修表的头三年，隔壁是李阿素的酱菜摊。她男人在拖拉机厂当焊工，手心全是烫疤，回家就往沙发上一躺。李阿素每天凌晨两点起来腌萝卜，五点半拉着板车到街口占位。她手指头常年泡在盐水里，指缝发白，像冬天泡烂的树皮，可人家抓起一把萝卜干过秤，抖三下，不多不少正好一两。
● 卖袜子的大脚嫂，腿脚有风湿，一到下雨天就坐在塑料凳上捶膝盖，但那双脚能夹住一卷袜子丢出去，稳稳落在三米外的纸箱里。
● 修鞋摊林寡妇，别看她名字叫寡妇，手上的锥子见人矮三分。她量大底的尺码不用皮尺，蹲下来看一眼脚板，剪出来的橡胶皮跟狗啃似的圆，合脚。
● 早餐铺子“一碗香”的老板娘，五点钟准时支锅，油条在锅里翻跟头一样转，包子褶子十四道，一道不多一道不少。
那时候的七甲街，女人的名字写在摊位上，写在秤杆上，写在蒸笼的白汽里。白天这条街是她们的声音活出来的：吆喝声，掰秤砣声，骂小孩背书声，以及那些蹲在马路牙子上，边扒拉盒饭边算当天进账的大嗓门。
男人坐门口修收音机属于没本事，可女人摆摊养家，在七甲街叫“能过日子”。锅碗瓢盆一响，黄金万两。
一个接一个地消失
先走的是陈秀兰。她卖水产，手上有刀疤，后来她儿子考上杭州的大学，她说要陪读去。走之前拿了块水仙牌的小闹钟让我修，那钟坏了有一年多，她一直没送来。我说你儿子都考上大学了，让闹钟再闹腾犯不着。她把闹钟往柜台上一放，留下一句话：
“这是俺家第一件带指针的玩意儿，修好了放灶台上，想我的时候，它咔嚓咔嚓响，心里不空。”
后来陈秀兰再没回七甲街。我听人说她在杭州一个小区当保洁，专门给人家擦玻璃窗，一趟活儿能从三十楼擦到二楼，玻璃亮得能照见对面楼的炊烟。
接着是张翠花。她开杂货店，柜台里摆着五毛一包的辣条，两块钱一瓶的白酒。店门口支着一张小方桌，下午三点以后她就坐在那里用毛线钩拖鞋，旁边搁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放着温州台的地方戏。她走的时候没说去哪，只把店的卷帘门拉下来，钥匙挂在门框上的暗槽里，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后来有人说她在霓虹灯下扫地，也有人说她被女儿接到了温州市区，再后来又听说她在一家半死不活的鞋厂帮人做饭。
真正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潘玉梅，卖卤味的那位。卤味摊子撤走之前，她炖的猪头肉是七甲街一绝，那香味能从街头活活勾到巷尾，把酱油厂的工人都闻馋了。某天肉摊的铁架子还在，调味卤汤的铁桶还在，人就没了。
她又清又瘦，卤汤每天都换，砂锅炖一整天，十二味料一样不少。谁也没见过她吃饭。肉摊撤了没半月，原来的位置开了家电玩城，接着是手机贴膜，再接着卖奶茶。奶茶店小姑娘留着片子刘海，手背白得跟刚出屉的馒头似的，一天能做两百杯。
半年时间，七甲街的女人就跟喊了号子集体出逃一样，一个挨一个地撤了。
李阿素的酱菜摊，后来换了个四川男人在卖酸豇豆，泡辣椒泡得通红，没人知道原来的红尼龙绳表带去了哪里。
剩下的只有她们留下的东西
修表摊生意越来越冷清。表不坏了？不是，是没人修了。年轻人都戴智能手表，看心率看步数，摔碎了直接换新，谁会拿一块表来粘游丝？可我还是每天开门，柜台玻璃的抽屉里多了一大把没人认领的东西——
- 半包大白兔奶糖，糖纸已经跟玻璃粘在一起，扣不下来。那是卖菜赵嫂留下的，她说女儿嫁到厦门了，问我要不要吃颗糖，我说不吃了，她就把糖纸贴在验钞机的灯管上，灯泡一烤，糖香飘了整整三天。
- 一把黄铜钥匙，钥匙扣是只塑料小猪，尾巴断了一半。不用猜，是锁在李阿素板车上的那条，板车后来被她侄子拖去卖废铁了。
- 五角钱的纸币，折了心形，背面用圆珠笔写着某个女孩子的名字。那不是给我的，那是修鞋林寡妇的女儿——九一年八岁，拿双破球鞋踢脏了，不敢回家，在摊子边哭——她蹲在地上用膝盖按住鞋尖，一边缝一边给女儿哼“从来只有新人笑”。后来姑娘长大了，飞了。
有人问龙湾七甲街的出片率怎么这么高，女摄影爱好者络绎不绝，挎着长焦镜头在石板缝隙里找虱子一般的美感。她们想拍“老街手艺”和“市井风情”，调好色温，架好三脚架，等一个系蓝布围裙的老妇人坐在矮凳上扇煤炉，等了半天，没有。
七甲街的女人去哪了？我锁上门，给自己倒了杯茶，沿着街边走。走到原来那家“一碗香”早餐铺门口，招牌已被拆下换成了足浴店的LED灯。灯箱是粉红色的，但门关着，通体冷清。
夜里十点半，我坐在自家门口收摊。对面奶茶店的小姑娘关了卷帘门，她把钥匙挂回门框暗槽，蹬着共享单车没声没息地拐进巷子。我拿着手电照了一下铝合金柜台下的旧纸箱——那里头还留着陈秀兰那只水仙牌闹钟。修好了，没动过机关，它躺在纸箱里一直咔嚓咔嚓走。走着走着突然不响了。我看了一眼分针，停在了十点四十分。
那块表停了的第三天，那只闹钟又自己走了起来。我把它擦干净放到货架最高的地方，谁也没给。
第二天早上，门口挂了一张塑料袋，里面装着两根油条，还冒着热气。没留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