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火车站鸡最多的地方是哪｜从北出站口往西数第三个摊位的铁笼子
我在这儿住了小五十年，头一回正经琢磨这个事，还是上礼拜二。孙子从上海回来，非说馋老家这口的烧鸡。我寻思火车站那块儿熟，就挎个布兜子去了。早上八点半的光景，广场上人还不算稠，拉杆箱轮子碾着地砖，咕噜咕噜响。
要说鸡多，北出站口往西，过那个卖胡辣汤的推车，再走十几步，铁丝网围起来的那片临时摊位，最扎眼。三个铁皮棚子并排，顶上是蓝红条纹的苫布，压着几块半截砖。每个棚子底下摞着两三层竹筐，筐里挤着活鸡，芦花的、乌皮的、黄脚的，鸡冠子通红，爪子踩着彼此的背，咕咕叫成一片。那股子羽毛混着谷糠的气味，隔着老远就能撞进鼻子里。
我数了数，光一个棚子底下，少说摆了十一个筐。筐是那种装苹果用的老式浅筐，边沿磨得发亮，筐绳换过好几茬，打的是死结。有个穿蓝布围裙的老嫂子正蹲在那儿，一手掐着只白条鸡的脖子，另一手拿个铝盆接血。她动作利索，鸡翅膀扑棱两下就软了。盆底已经淤了半指深的血，暗红色，边上落了几根绒毛。
卖鸡的比买鸡的多
往前走到第二个棚子，一个戴旧前进帽的大爷正拿蒲扇扇鸡毛掸子上的灰。他看我不像要买，倒也不撵人，嘴里嘟囔一句：“早晨这阵儿，郑州火车站鸡最多的地方，你要说挂牌的店，那是东广场的熟食城；要说活的，就是我脚下这块地皮。”他跺了跺脚，水泥地上有些干结的鸡粪，踩上去发白。
他这话不虚。我数了数这片区域，固定摊位四个，流动的自行车后座货筐还有两三个。每个筐里都塞着七八只，毛色杂得很。几只大公鸡挤在最上层，脖子伸得老长，偶尔抖一下冠子，甩出几滴清水。旁边一个小伙子举着手机录像，嘴里喊着“现杀现宰”，镜头扫过铁笼里的鸡头。
“您这鸡喂的啥食？”“苞谷面拌菜叶子，昨儿个才从荥阳拉来的。”大爷用蒲扇指了指西边，“早上五点半到的，这会儿还剩一半。”
我没接话，想起七十年代那会儿，这地方还是菜站。那时候没有活鸡卖，都是供应点按票取冻鸡，硬邦邦的，拿报纸裹着。现在不一样了，活禽进不了城区的农贸市场，就都聚到火车站这片交通死角来。每天走趟车，卸下几百只，当天就能卖完。旺季的时候，从这头到那头，每隔两三米就有个竹筐，鸡叫声吵得人耳根子发麻。
看鸡的眼睛
第三个棚子底下，一个瘦高个男人正蹲在笼子前，手伸进去摸鸡的嗉囊。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上衣，袖口卷到肘弯。听见我走近，头也不抬地说：“摸摸这儿，实的，说明昨夜喂过食。虚的，就是空着肚子过了一宿，养两天才压秤。”
我问他几点的车来。他这才站起来，手指头在裤缝上蹭了蹭：“九点四十那趟，从漯河过来的，老陈头送货。你要想等着挑头一批，得赶在十点前到。”他指了指地上几张旧报纸，是昨日的晚报，一角被鸡爪子踩出了洞。
走回广场边的长椅上，我坐下歇脚。对面杂货店的老板娘正往外搬暖水瓶，看见我，笑了声：“赵老师，你也来看鸡？”我点点头。她说火车站附近的鸡，这些年攒起来，怕是比这广场上的人还多过几倍。她这话夸张了，但我没法驳。毕竟那些年春运的时候，候车室里挤着的人，脚边也挤着装鸡的编织袋，鸡脑袋从网眼里伸出来，好奇地打量着陌生人。
后来差不多九点半，一辆蓝色小货车从西边巷子拐进来，车帮上码着整整齐齐的红色塑料筐。几个搬运工麻利地往下卸，鸡叫声一下子炸开，又渐渐平息成低沉的咕噜。一个穿胶鞋的老妇人蹲在车尾，把一只瘸腿的母鸡单独挑出来，用草绳捆住双脚，放在树荫底下。那只鸡歪着头，用一只眼睛看我，黄澄澄的瞳仁，半天不眨一下。
十点半，太阳晒热了水泥地。我起身回家，兜子里空着——孙子要的烧鸡，看来得换个地方买。路过那个戴前进帽的大爷的摊位，他正在用自来水冲地面，水流冲开鸡毛和碎菜叶子，顺着斜坡流向排水沟。那只被捆住的母鸡还在树荫下，但已经歪过脑袋，闭上了眼睛。
我走到街对面，回头望了一眼。棚子还在，筐还在，人声淡下去，只剩下几只漏网的公鸡，隔一会儿响一声，短促而沙哑，像在叫谁的名字。这时候，一辆公交车从站牌前开过去，扬起的灰遮住了半片摊位。等灰尘落定，我只是把布兜子在手腕上绕了一圈，慢慢地走回旧家属院的方向。院门口那棵老槐树的影子，已经短得像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