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狂欢地带舞厅｜铁门锈了，音乐还响着
铁门往下掉漆皮，一块一块的，像老人手上的老年斑。门头上“狂欢地带”四个霓虹字，只剩下“欢”和“地”还亮，另外两个管儿灯管碎了，也没人换。我上周路过，听见里头还在放《九儿》，三步的曲子，拍子攥得死紧。收门票的老刘头坐在凳子上打瞌睡，面前的搪瓷缸子缺了个口，茶锈厚得像层棉裤腰。他睁开眼看我一眼，没说话，又闭上。我知道他还认得我——十年前，差不多每个星期三晚上七点，我都来这儿跳两支慢三。
那时候这舞厅叫“工人文化宫活动室”，后来改制，承包给了一个姓周的老板，才改成“绵阳狂欢地带舞厅”。地址没变，还是跃进路那条巷子往里走五十米，左手边，门口挂一块竖匾，黑底金字。两块钱一张票，女士周三免费。门口有个鞋柜，自己带舞鞋的锁一格，没带的租，一块钱一双，黑白两色，码数从35到42，总是缺37的。
进门的规矩，比学校考勤还严
周老板管得细。男同志必须穿长裤，拖鞋不让进。女同志裙子过不过膝他不管，但鞋跟不能超过五厘米——怕把拼木地板踩出坑。地板是水曲柳的，用了几十年，磨得发亮，滑石粉打上去，灯光一照像冬天的河面。墙上挂着两面大镜子，边框是铝的，有几年流行贴亮片，贴了一半又撕掉，留下些灰印子。
乐队是固定班子，四个人。键盘手老赵原先在棉纺厂宣传队，鼓手老钱是拖拉机厂退休的，萨克斯手小吴其实五十多了，只有那个唱女声的刘姐年轻点，四十来岁，嗓子有点哑，唱《今夜无眠》的时候总爱闭着眼。他们不叫乐队，叫“伴奏组”。每曲收二十块钱，周老板从门票里抽成。舞客们不挑剔，什么曲子都跳，慢三慢四，恰恰，偶尔来一轮伦巴。伦巴的时候灯光调暗，顶上一个球灯转着，光斑像雪粒子一样落在人肩膀上。
我在那儿认识的舞伴姓宋，棉纺厂财务科退休的，比我小三岁。她总穿一双黑色软底舞鞋，鞋面上绣了朵红梅花，是自己绣的。她跳女步，我跳男步，我们搭了五年。她手劲儿大，带不动她的时候，她会小声说“重心压住”，跟上课提醒学生似的。我们从不问对方家里的事，只聊曲子。她喜欢《渔光曲》，我不喜欢，觉得太慢，但每回她都点，我就陪着跳。跳完了，她递给我一张纸巾擦手心的汗，纸巾叠得方方正正，带着一点檀香皂的味儿。
后来舞厅改过一次消防通道，把东边那个侧门封了，原来从那里能直接通到后面的菜市场。封了以后，舞客少了一截，因为有人买菜顺路进来跳一曲，现在得多绕两百米。周老板没办法，在门口贴了张纸，手写的：“侧门维修，请走正门。给您添麻烦了。”那张纸贴了一年多，边角卷起来，字被雨淋花了几个，也没换。那段时间，来的人确实少了些，周末晚上原来能挤到一百五六，后来就剩八九十个。
音乐停了半年，又响起来
前年冬天，舞厅关了四个月。说是线路老化，着过一次小火，烧了角落里的音箱和几把塑料椅子。周老板自己掏钱装修了两个月，换了灯，铺了新地板漆，但不是水曲柳了，是复合板，亮得太假。重开那天，放了八挂鞭炮，红纸屑被风卷到巷子口。老客来了不少，都站在门口看，谁也不先进去。最后还是老赵坐到键盘前，弹了个前奏，是《友谊地久天长》。舞池里才开始有人上去，散开，转圈，跟以前一样。
新地板滑石粉打多了，第一曲有个老太太摔了一跤，不严重，膝盖青了一块。她爬起来，拍拍裙子说：“没事，地板太滑，怪我自己没踩稳。”大家都笑了。那天晚上我跳了三曲，没找着合适舞伴，就站在镜子底下看。镜子里的人影糊糊的，脸上都是重影，我觉得自己好像从来没变过，又好像变了太多。
宋老师后来不来啦。听说她搬去成都跟儿子住了，走之前来舞厅跳过最后一回，那晚跳的还是《渔光曲》。跳完她跟我说，这把年纪，骨头硬了，该休息了。她走以后，我去的也少了。只是隔一两月，会去看看老刘头，坐坐，喝杯茶，听他念叨些旧事。
老刘头说，前阵子有个年轻人进来问：“这里还能演节目吗？”他指了指自己背着的吉他盒子。老刘头摇摇头，乐手们只认老谱子。
我走出巷子口的时候，天快黑了。旁边五金店的小青年在收拾门口的铁架子，一家卤菜摊开了灯，卤香飘过来。身后舞厅里那支《九儿》早停了，换成了《等你等了那么久》。还是三步的拍子，透过铁门和旧砖墙，闷闷地响。门口的鞋柜格子空了大半，最上层那双37码的黑布鞋，鞋底朝外，像是刚从哪双脚上脱下来的，还带着点温度。我站了一会儿，喇叭里忽然传出一个女声，不是刘姐的声音，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像是要对准话筒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