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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站衔女|闸北弄堂里的指路人

礼拜三下午,我照例去闸北公园打拳。路过上海站北广场,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立在出站口西侧,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举着块硬纸板,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住宿”。我认得她,住在八号线中兴路站旁边的老弄堂里,姓方,街坊都叫她“上海站衔女”。这个称呼打九十年代就有了,专指那些在火车站周边替旅馆拉客、替外地人指路的女人。

我停下来,站在报刊亭边上看了她一会儿。落客高峰刚过,出站的人流稀稀拉拉。方阿姨不追不喊,有人走近,她才往前递半步,压低声音说:“标间八十,热水全天有,离地铁口走三分钟。”多数人摆摆手,她就退回去,把纸板搁在脚边,从裤袋里摸出半包牡丹烟,点上抽一口。

她看见我,笑了笑,说:“陈老师,今朝拳不打啦?”我摇摇头,走过去跟她并排站着。风从广场那头吹过来,裹着快餐面和灰尘的味道。

弄堂里的门道

方阿姨指的路,我走过一次。去年秋天,我表弟从安徽来上海看病,半夜十一点到的车,旅馆订在东宝兴路。他方向感不好,打电话来问我怎么走。我正犯愁,想起方阿姨每天在北广场转悠,就打了她的小灵通。她在电话里说得很笃定:

“出北出口,别上地面,沿地下通道一直走,看到全家便利店左拐,第二个弄堂口进去,门口有棵歪脖子梧桐树的就是。”

表弟照着她的话走,十五分钟就到了。后来我问她怎么记得这么清,她说那棵梧桐树底下摆摊修鞋的老刘是她邻居,旅馆老板娘是老刘的妹妹。

这种记性不是天生的。方阿姨在火车站周边做了二十几年“衔女”,从黑车揽客到旅馆拉客,地图都刻在脑子里。她跟我说过几条规矩,我都记着:

  • 晚上十点以后,不去北广场西侧的小巷子带客,那边路灯坏了一整年,治安不好。
  • 接单之前先看客人的行李——拖着行李箱的,多半赶火车,引到快捷酒店;背着蛇皮袋的,多半务工,引到便宜的弄堂旅馆。
  • 下雨天,出站口西侧第三个柱子底下躲雨最方便,那里雨淋不到,又能看清南来北往的人。
  • 带人走路,永远走在大路中间,不走楼房底下,怕高空坠物。

这些细节,她一桩一桩讲给我听,像背菜谱一样熟。我感叹说你这记性真好啊。她掐灭烟头,说:“记不住要吃亏的。有一年冬天带个老太太去旅馆,贪近走了拆迁工地的便道,墙皮掉下来差点砸着人,后来再不敢抄小路了。”

一个下午的观察

我们站着说话的工夫,来了三拨人问路。方阿姨都不急着递住宿牌子,先问对方去哪儿。一对小年轻要去豫园,她指了地铁三号线转两号线的走法;一个中年男人问去华山医院怎么走,她说“打车二十来块,公交车坐95路到常熟路站下”;问了住宿价钱的,她报价之前先问住几天。

有个拎塑料桶的小伙子跟她讲,就想找个三十块一晚的地方。方阿姨上下打量他,说:“三十块的地下室可不敢住,去年有家店地下室电线老化起过火。你要不嫌远,中兴路桥洞那边有家青年旅社,四十块钱八个床位,有锁柜,窗户能开。”小伙子谢了她,背着包走了。

方阿姨转过头跟我说:“桥洞底下那家旅社的老板以前也是打工的,知道干活的人苦。那八个床位他专门留了两个给短租的,被褥天天晒。”

快四点的时候,一个老阿姨拖着买菜的小车往地铁口走,走到方阿姨面前停住,说:“小方,宏泰旅馆现在换老板了没?”方阿姨说“换啦”,又补了句,“上个月姓刘的盘过来了,床单换得勤。”老阿姨“哦”了一声,往南边的弄堂去了。

临走前老阿姨从口袋里摸出一盒青团,说是自己做的,让她尝尝。方阿姨推辞不过,接过来,先放鼻子底下闻了闻,才放进口袋。两个人没多说什么话,就各自的背影走远了。

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想这大概就是做了二十几年的情分。来去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老客走了新客来,方阿姨记着每一张熟面孔的毛病和习惯,可能比记自家亲戚还清楚。

暮色里的收摊

六点多钟天暗下来,广场的灯次第亮了。方阿姨把纸板夹在臂弯里,往外走了几步,又回头跟我说:“陈老师,明早我孙子幼儿园有个活动,上午不来,下午才出摊。”

我说好,看着她穿过斑马线,走到马路对面的弄堂口,在一家面馆门口站住,低头像在跟里面的人说话。隔着一条马路,我看不清她的神情。面馆的灯把她的影子拖得很长,拖过台阶,拖过一地的细碎光尘。

那盒青团在她口袋里鼓出一小块颜色,在灯下看不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