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附近姑娘｜手艺铺子里的江淮旧影
老樟木抽屉最底下压着两张褪色的公共汽车票，票面印着“合肥—三河”，日期是1996年4月。票角被红墨水画了个圈，那是当年一位姓周的姑娘留下的记号。她是我接过的第一个合肥附近姑娘的活儿——一只断了两根梁骨的旧藤箱，说要修好给她母亲装陪嫁的绣品。我捏着票根，想起那个湿漉漉的春天，庐州城外的油菜花一直开到肥西的田埂尽头。
藤箱与车票
藤箱送来时，箱盖上糊着半张《江淮晨报》。周姑娘蹲在我铺子门口的石阶上，用蓝布手帕擦手上的灰，说这箱子是母亲从三河嫁到合肥时带的。她说话带着巢湖边的口音，“家去”念成“嘎去”，让我想起店门口那棵老槐树，每年四月落一地碎白花。我拆开箱底衬布，发现夹层里塞着十几张粮票，还有半张1989年的合肥公交月票，照片上的人留着齐耳短发。
那活儿做了三天。每天下午她准时来，坐在我修钟表的台子旁看我穿藤条。她不做声，只偶尔帮我递把平口钳。藤条泡水弯弧的时候，我看见她虎口上有一道新鲜的烫痕，像是电烙铁碰的。问她，她说在电子厂上班，流水线上焊线路板。我问怎么不去读个夜校，她笑了一声，说夜校要交四十块钱报名费，不如攒着给母亲买台缝纫机。她走的那天，把两张车票留在工具箱上，说了句：“老师傅，往后要是合肥附近姑娘再来修东西，您别嫌她们讨价还价。”
铝饭盒里的徽章
到了2003年，一位姓林的姑娘拿着个铝饭盒来焊提手。饭盒里装着三枚掉漆的铝制校徽，分别是肥东一中、合肥八中、庐江师范。她穿件洗得发白的牛仔工装，骑一辆二八大杠，车后座绑着捆硬纸板。她说自己白天在城隍庙帮人看摊，晚上去省图书馆的自修室蹭座位，考会计证。
焊提手的时候，她问能不能借我的钳子撬个漆皮。我说不用撬，饭盒底已经开了条缝。她拿小剪刀顺着缝剪开，从夹层里掏出一张折成豆腐块的纸——是1999年合肥工业大学夜大的录取通知书，不过姓名栏被雨水洇花了。她盯了那张纸好半天，又折回去放好，让我把提手焊结实点。那天我给她少收了五毛钱，她数出五枚硬币放在台面上，每一枚都用拇指擦过一遍，搁在木板上的声音清脆得像算盘珠响。
临走她落在台上一支半截铅笔，笔杆上咬痕密密麻麻，像细密的尺。后来有回我去坝上街收旧木料，远远看见她蹲在一排暖水瓶后面点钞，手指翻得飞快，铅笔夹在耳朵上。再后来，听说她考上了，去了芜湖，那饭盒再没来修过。
裹着创可贴的手机壳
手机普及以后，我的活儿多了一样：换屏幕。2016年秋，一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推门进来，拿手机壳里夹着身份证复印件。她叫陈小满，住瑶海区，卖手机贴膜的。屏幕摔得像蛛网，但她先问的不是换屏多少钱，而是问能不能顺便帮她撕掉后背那张旧贴纸。
贴纸是手绘的，画着巢湖中庙的轮廓，下面一行钢笔字：“2014年5月，合肥附近姑娘第一次自己出远门。”她用指甲盖轻轻敲着贴纸角，说那会儿刚来合肥，在公交车上不敢拉扶手，怕挨着别人胳膊。我帮她换好屏，又用酒精棉把后盖擦干净，那贴纸存进了一个信封里。她掏出手机要扫码，我看见她食指上裹着片粉色创可贴，指缝里嵌着胶水干掉的印子。
“大姐，您说这手机修好了，还能再摔几回？”她问话时没抬头，目光落在我墙上挂的扳手墙上。我说不好讲，但屏幕是新的，路是旧的，走路小心点就行。她笑了笑，把手机装进兜里，转身时带起一阵风，门口挂的铜铃铛叮了一响。
去年收拾铺子，我又翻出那张车票、那个铝饭盒和那张手绘贴纸。饭盒提手早换过三回，贴在壁上的旧闻录里有条剪报，说合肥到三河的公交改成了旅游专线。车票上的日期褪成了浅浅的灰紫。窗外修路的声音轰隆隆的，碎石子滚过路牙，一个背帆布包的姑娘踮着脚尖跳过刚铺的方砖，头发扎成一把，手里攥着部装了透明壳的手机。她没进铺子，径直走向隔壁的奶茶店，推开门的瞬间，玻璃上映着她下巴上没擦干净的珍珠奶茶沫。
那根旧藤条还搁在窗台上，灰扑扑的，弯弧那头挂着半截红绳。